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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研究院|【史学理论研究】周厚琴：当代俄罗斯史学中动乱学研究的新趋向( 三 )


然而 ， 上述话语下的历史事件真的都是革命吗？正是基于对这种“革命”叙事的反思 ， 一部分俄罗斯学者认为 ， 西方“革命”术语的泛化使用很难抓住俄国历史的本质 。 俄罗斯科学院的В.П.布尔达科夫提出俄国革命史学研究要走出“死胡同”：“如果考察1917年的史实 ， 可以发现 ， 在本质上 ， 无论是在二月还是在十月 ， 谁也没有要推翻旧政权 。 人们不再相信旧政权濒临崩溃 ， 人们兴高采烈地将其推翻……1990年代的‘革命’事件又按照相似的剧情进行 ， 这并非偶然” 。 确实 ， 1990年代“革命”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之一Е.Т.盖达尔（Е.Т.Гайдар）在回顾这段历史时通常使用“动乱”一词 。 正如А.А.季诺维也夫（А.А.Зиновьев）所说：“这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革命 ， 这是按胜利者的指令暴力地改造国家体制 。 ”这位苏联研究者使用的也是“动乱”概念 。
由此 ， 俄罗斯部分学者开始将专指17世纪初历史事件的“动乱”概念运用于20世纪初的“革命”和20世纪末的戈尔巴乔夫“改革” 。 其中 ， В.П.布尔达科夫的《红色动乱》（1997年初版 ， 2010年再版）影响较大 ， 其后他还发表了《帝国与动乱：重新认识俄国革命史》（2007） ， 《俄国历史的危机节律：文化人类学的重新认识》（2015）等文章 。 年轻学者П.马尔钦尼亚、С.拉辛陆续发表《帝国与动乱——俄国历史的不变式》（2010） ， 《“动乱”作为俄国历史的问题：俄国系统性危机教会了什么？》（2010）、《动乱学作为俄罗斯学的“难解之结”：从帝国到动乱 ， 从动乱到……？》（2010）、《当代俄罗斯学中的“帝国”与“动乱”》（2011）、《醉汉：人类学研究中的俄国动乱——问题的提出》（2014）、《俄罗斯的混乱寻觅：俄罗斯学语境下的动乱》（2014）等文章 。 А.Ю.德沃尔尼琴科出版著作《告别革命》（2018） ， 发表文章《动乱作为俄国历史的一种因素》（2018） 。 这样 ， “动乱学”（Смутоведение）就被正式提出 。
就笔者目前所见的资料 ， “动乱学”概念是2010年首次被使用的 。 动乱学的构建者们认为 ， 相比“革命”而言 ， “动乱”不仅是一个能更准确地描述俄国特殊历史转折状态的词汇 ， 而且 ， 与其将俄国“革命”同其他国家的革命（如法国或中国）做表面的对比 ， 不如将俄国历史不同阶段做比较更具可行性 。 无论是17世纪初的事件 ， 还是20世纪初的事件 ， 或是20世纪80、90年代的事件 ， 都是俄国国家体制的系统性危机 ， 这种同时蕴含着危险和机遇的转折和过渡时期 ， 更适合用俄国历史本身特有的术语“动乱”来描述 。 А.Ю.德沃尔尼琴科进一步强调 ， 动乱作为一种重要因素在俄国历史中有其稳固的地位 ， 可以说 ， 动乱是俄国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 虽然动乱概念以及动乱学中涉及的一系列术语都还需要进一步阐释 ， 但他认为动乱学作为理解俄国历史的一种新视角 ， 这是“一门年轻的学科” ， 即使“暂时还没有建成 ， 但无疑是应该存在”的一门学科 。
二、动乱学的模型构建：
“动乱—帝国”的俄国国家系统性危机
动乱学实际上是对俄罗斯历史转折和过渡时期所进行的重点研究 。 学者们认为 ， 17世纪初的“大动乱”作为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家制度的系统性危机 ， 研究其发生的原因、发展进程与危机的应对 ， 危机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 ， 对俄罗斯后续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
关于“大动乱”发生的原因 ， 一百多年前的百科全书辞典就指出 ， “大动乱”既不是“政治革命” ， 也不是社会变革 ， 而是“病中的国家机体的骚动 ， 试图摆脱过去历史进程的那些矛盾 ， 而这些矛盾难以用和平的、常规的途径解决” 。 动乱往往开始于一系列不成功的改革 。 16世纪50年代中期的改革（史称“重臣拉达改革”）和很难称之为“改革”的伊凡雷帝实行的特辖制决定了“大动乱”的发生 。 与改革同时发生的立沃尼亚战争（1558—1583） ， 加之经济危机、自然灾害和大饥荒 ， 更是加剧了“大动乱” 。 “大动乱年代”还有一个戏剧性的特点 ， 那就是政权严重的“非神圣化” ， 俄国民众执着地倾向支持“真正的”沙皇 ， 以至于先后迎接了三个伪德米特里 。 大动乱“不仅是政治危机和社会灾难 ， 它还是精神震荡或道德断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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