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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学者郑永年：面对疫情，国际社会须坚守事实、科学和理性( 四 )


郑永年:中国正在尽可能防止出现“重新走向封闭”的结果 。但基于对当前局势的判断,我们有必要对此有更加谨慎和明确的认识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即使美国开始大搞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领导层也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多个场合表示决心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 。中国通过艰苦的努力和美国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这都证明中国是有强烈意愿进一步开放的 。但新冠肺炎疫情使我们看到,尽管改革开放40多年了,尽管人们以为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体系,但突然间,人们发现西方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中国 。
事实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与中国的互动关系,已经从以往“拉”和“推”,正朝向“挤”和“退”演变,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想把中国挤出世界体系,中国面临着是否“退”出这个体系的问题 。“退”不是表现在物理和物质意义上,而是表现在思想和态度上 。
以中国的体量和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纵使外界有再多不利因素,中国也不会停止发展,更不会走向衰落 。不过,面对西方的“挤”,中国如何保持不“退”,是当今中国人需要认真面对的挑战 。
如何从人类价值的高度反思疫情
张锋:不是所有人都欢迎经济全球化,更不是所有人都乐见一场由中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以往在世界范围内累积的问题,借由这次疫情突然爆发出来,短期来看是对于过往政治、经济秩序的冲击;长期来看,很有可能重塑这些秩序,比如我们刚才谈到的“有限全球化”和中国在其中是否能够继续扮演开放者的角色 。这些问题,仅仅在半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 。不得不说,新冠肺炎疫情这场意外值得人类社会从方方面面进行反思 。郑教授,您觉得如果上升到人类价值的高度,我们该有哪些反思呢? 
郑永年:这其实是一系列宏大的问题 。
首先,我始终认为抗疫的核心是处理好政治与科学的关系,所以还是要呼吁大家在制度文化层面进行反思 。制度文化是人类基本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往往也是争议极大的一部分 。就制度而言,有几点是人们必须有所认识的:第一,每个国家的制度都是根据其自身的文明、文化和国情发展而来,并且是向历史开放的,在不同阶段与时俱进,以应对变化 。第二,制度具有可变性和灵活性 。没有任何一个制度会像“民主论者”或“专制论者”那样刻板地存在和运作 。任何制度都既有其民主的一面,也有其专制的一面 。在应对危机的时候,集权的体制可以转向分权,分权的体制可以转向集权 。第三,制度操作者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领导能力问题非常重要 。制度是由人来操作的,同样一个制度由不同的人来操作,效果会很不相同 。
其次,在公民与社会关系层面,每个公民都应该力图找到个人与集体利益的交会点 。社会就是一个共同体,每一个个体都负有责任;疫情防控并非仅仅是医生、政府官员、志愿者的事,而是所有人的事 。不管是直接参与者还是间接参与者,不管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众多个体能否有效集合起来,决定了战疫的成败 。结合上面提到的制度因素,我们可以观察到,社会和这个社会中的个人都有自己的“权”,但他们的“权”又都有其界限 。每个人都有权行使他的自由,其界限是不侵犯他人的自由 。如果妨碍别人的自由,社会有权制裁他 。换句话说,个人自由的行使必须考虑到社会(群体)的利益 。
最后,在超越国家和个人的国际层面,虽然西方国家最早提出了“只有利益是永恒的”,但这至少不是人性的全部 。我们还要大力提倡弘扬人道主义精神,任何国家和个人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救助 。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不仅是疫情大暴发时期的需要,还是在任何时期检验人类道德水准的重要指标之一 。通过在人道主义领域有所作为,中国能够以一种非常积极的方式展示其大国的责任担当,这非常符合中国提倡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
(本期统筹: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文字整理:张骏、李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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