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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为什么没有走向文明社会

春秋战国为什么没有走向文明社会——《中国文明的反思》节选蕭建生如前所述 ， 春秋战国时代是解放人的时代 ， 是中国人权勃兴的时代 ， 这个时代是具备向民主社会转变的条件的 。 在春秋早期 ， 周王室权威虽然不再 ， 但周王室依然是名义上的中央政府 ， 周朝依然保持着形式上的统一 ， 各诸侯国内分封的政治结构并未改变 ， 而且当时各诸侯国 ， 还没有“大一统”和行专制的思想 ， 没有用郡县制统一中国的条件 ， 只是希望建立霸权 。 后来就兴起了齐国、晋国、秦国、楚国、吴国五个霸权 ， 史称春秋五霸 。齐桓公是当时最值得称道的一位霸主 。 齐桓公在称霸的40年中 ， 曾召集过国际和平会议26次 ， 出动军队28次 ， 一直保持着那种开放的胸怀和贵族骑士风度 。 他的政治口号是“尊王攘夷” ， 即尊奉周王室为中央政府和排斥蛮族 ， 并且以“盟誓”的方式 ， 与各诸侯国签定了各种条约 ， 来保护各个诸侯国不受侵犯 ， 维持和平的社会秩序 。 这些条约的基本原则 ， 是维护周室的王统 ， 排斥异族入侵 ， 提倡诸侯国之间的睦邻友好 ， 相互合作 ， 维护和平 ， 存亡继绝 ， 巩固现有秩序 。 在事实上 ， 齐桓公就是春秋时代联邦国家的实际执政者 ， 已经使中国成为了一个带有联邦性质的国家 ， 各个诸侯国统一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 ， 结成了一个较为松散的政治联合体 。 只要在虚君的名义下 ， 用联邦或者邦联的形式 ， 选举执政官（责任内阁政府）和诸侯议事会议（国会） ， 将军队统一指挥 ， 那么就奠定了实现民主、共和、法治和自由的基础 ， 为中国建立联邦制的国家创造了前提 。但遗憾的是 ， 这一切最后都没有成为现实 。 相反 ， 导致了秦王朝在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皇帝专制制度 。 所以说这是一个伟大时代的悲剧 ， 也是中国历史的最大悲剧 。 在春秋战国时代 ， 诸国林立 ， 可以有政治制度多样性试验的条件 ， 可以有多种政治体制的选择 ， 而最后民主政治制度没有成长起来 ， 没有在制度的试验中胜出 ， 肯定有复杂的历史原因 ， 是众多因素交织的结果 。 在这里 ， 我们作一些初浅的分析 。第一 ， 中国的地理环境不能限制强权和暴力无限扩张的趋势 。强权和暴力本身有自发扩张的趋势 。 要有效地制约强权和暴力的扩张 ， 必须要有制约强权和暴力扩张的力量 。 在西周社会 ， 由于周王室有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 能够对各诸侯国进行有效地制约和控制 ， 因此 ， 社会保持和平和稳定 。到了春秋时期 ， 周王室衰落 ， 无力再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平 ， 因此各个诸侯国之间互相发动战争 ， 强国以暴力兼并弱国 。 所以齐桓公成为霸主后 ， 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 ， 存亡继绝 ， 维持建筑在周礼基础上的国际和平 ， 弘扬“仁德和平”的精神 ， 限制强权和暴力的扩张 ， 禁止强国兼并弱国 ， 大国侵占小国 。 但不久 ， 这种均衡的局面又再次被打破 。诸侯国之间的军事兼并 ， 使诸侯国内的政治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 在西周和春秋早期 ， 各诸侯国内实行的是分封制度 ， 天子、诸侯、大夫、国人等各个阶层的人 ， 以周礼为行为的准则 ， 有相互制约的体制 。 但战争打破了这种均衡局面 。 为了生存和发展 ， 各个国家没有别的选择 ， 只能走富国强兵的道路 。到了战国时代 ， 面对着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消灭六国的战争形势 ， 各个诸侯国社会原有的价值观念发生根本的改变 ， 崇尚道德 ， 行仁政、讲礼仪的价值观念被“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价值观念所取代 。 各国的统治者不再尊崇仁德 ， 不择手段的推进政治独裁和强人政治 ， 崇尚法家专制手段 ， 破坏了原来的国家体制 ， 以奖励耕战 ， 扩张军事力量 。 这是当时政治形势下不得已的选择 。 于是纵横、阴阳、法家等各种阴谋集团和野心家应运而生 ， 军事强人纷纷出现 。 在战国后期 ， 各个国家面对着强秦的进攻已经无能为力 ， 最终完全被秦国用暴力征服 。 六国灭亡 ， 使秦始皇的强权和暴力达到极点 ， 民主政治终于完全失去生存的土壤 。中国不是海洋性的国家 ， 各个诸侯国之间 ， 没有海洋的阻隔 。 所以 ， 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古代 ， 便于武力征服而不利于商业的发达 ， 因为商业运输的成本非常高昂 ， 且风险极大 。 虽然民间商业得到迅速发展 ， 但各个诸侯国之间的竞争 ， 并不以商业的形式出现 ， 而只能以武力的形式出现 。 因此 ， 内陆的环境是培植政治枭雄和军事强人的肥沃土壤 ， 像后来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等等军事强人的出现 ， 就是这个环境的产物 。 这一点 ， 与欧洲的情况不同 。 欧洲在同一文化下的政治分裂 ， 由于受到地中海和英伦海峡的阻隔 ， 很难用武力实现长期的统一 ， 所以英国的宪政体制和商品经济得以生存下来 。 英国长期没有常备军 ， 但却没有遭到军事强国的占领 ， 应该是英伦海峡阻隔的作用 。 大海的隔绝能够保护和平和商业竞争 ， 不利于政治枭雄和军事强人的成长和长期延续其专制独裁统治 。 所以在欧洲 ， 虽然出现了亚历山大、拿破仑、希特勒那样的军事强人 ， 但不过是昙花一现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 ， 各个诸侯国也在同一文化之下 ， 实现了政治分裂 ， 但由于没有大海的阻隔 ， 无力抗拒强权和暴力的扩张 ， 结果一些政治民主和商品经济成长的国家 ， 不能够单独生存下来 。 如郑国在子产执政时期 ， 已经有了一定的政治民主 ， 商品经济也相当发达 。 但是 ， 面对着其他国家的威胁和进攻的严峻形势 ， 郑国也很快就走上了军事扩张的道路 ， 否则就很难生存 。 如果郑国始终处于一个安全的环境 ， 后来也可能向民主政治方向发展 。 也正是因为没有大海的隔绝 ， 使得秦国的战车长驱直入 ， 没有任何障碍 。 如果当时其他六国有大海的阻隔 ， 在没有先进的航海工具的情况下 ， 秦国不可能消灭六国 ， 实行郡县制度 。 中国内陆的地理环境 ， 不支持在同一文化下的商业竞争和平等外交 ，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最后都是以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 ， 而不利于和平和民主政治的繁荣 。第二 ， 民主政治家的缺失 。与西周社会并存于世的古希腊 ， 当时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 但古希腊不是一开始就是民主制度 。 在其文明的萌芽时期 ， 也是部落首领大会选举部落联盟共主的制度 ， 后来也经过很长一段君主专制时期 ， 与中国的尧舜禹时期的制度差不多 。 而后来古希腊之所以没有出现夏启建立宗法世袭制度那样的结果 ， 很大原因是因为雅典社会出现了像梭伦、克利斯提尼、伯里克利那样伟大的民主政治家 ， 是这些具备民主思想的执政者站出来 ， 引导人民扭转社会走向专制的车轮 ， 实行民主政治改革 ， 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 实行民主与法治的政治运作 。由于中国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 ， 没有产生这样的民主政治家 ， 所以 ， 当时的政治人物把中国带到了一个专制社会 。 例如子产是当时最开放、开明的政治家 ， 但是 ， 他并没有进一步把乡校发展成为国家的立法机关 ， 没有让乡校成为选举国家执政者的权力机关 ， 没有让乡校成为国家的决策机构 。 如果子产再往前走一步 ， 在政府每项政策制定之前 ， 都由乡校的民众进行讨论和投票表决 ， 国家执政官的产生 ， 都由乡校的民众来选举 ， 并把乡校发展成为民主决策的机构 ， 那么 ， 中国的民主政治在两千年前就出现了 。 但子产没有把郑国带进民主社会 。齐桓公也是这样 ， 他已经奠定了联邦制的基础 ， 只要再向前跨进一步 ， 古代联邦制的国家体制就建成了 ， 可是就是这一步 ， 他始终没有跨越过去 。还有三家分晋也是这样 。 在分晋之前 ， 当时晋国的权力实际上已经掌握在韩、赵、魏三家的手中 ， 晋国国君实际上是徒有虚名 。 如果是在宪政的国家 ， 就会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 国君作为国家象征而不行政 ， 韩、赵、魏三家可以通过竞选轮流执政 ， 或者由三家分别执掌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 ， 形成三权分立的格局 。 但他们后来将晋国瓜分 ， 将晋国的君主废除掉 。 然后 ， 他们自己当上了国君 ， 依然实行宗法世袭制度 。 这样一来 ， 社会没有任何进步 。 不同的只是将一个国家分裂为三个国家 ， 除此以外 ， 什么也没有变化 。齐国也是如此 。 本来陈氏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 ， 但是 ， 他们还是觉得不够 ， 非要将齐国国君杀害 ， 自己当上国君才觉得名正言顺 ， 不能实行在虚君前提下的立宪政治 ， 不能对文明进行革新 。还有鲁国的三桓政治 。 公元前6世纪初 ， 鲁国的仲孙、叔孙和季孙三大家族 ， 从鲁国国君手中夺取了政权和土地所有权 ， 三大家族轮流执政 ， 世代相传 ， 时间长达四百年之久 。 这就是当时著名的三桓政治 。 三桓政治最大的进步意义就在于三家轮流执政 ， 相互监督和制约 。 但不足的是 ，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 ， 鲁国也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民主体制 ， 最后依然分裂成几个国家 。中国古代没有民主政治家的产生 ， 是受到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 。 英国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 ， 叫哈耶克 ， 他认为社会秩序的扩张是自发的 ， 不是理性的 ， 是由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决定的 ， 是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这些东西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 ， 决定人们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为 。 这些东西决定政治游戏规则 ， 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 。 是信仰系统和意识形态影响到人 ， 使人认为什么可以接受 ， 什么不可以接受 ， 社会形成了一个共识 ， 就会建立一个社会反对、禁止或者遵守的机制 。 特别是那些有权力制定游戏规则的人所达成的社会共识 ， 是产生一种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基础 。比如说 ， 无论古今中外 ， 人们都认为偷盗和抢劫是犯罪 ， 所以才建立合法的警察制度 ， 去惩罚这些犯罪者 ， 没有人认为警察惩罚小偷是以强凌弱 。 如果没有这个共识 ， 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警察抓小偷 ， 是仗势欺人 ， 是滥用暴力 。 所以社会文明的产生和进化 ， 是由宗教信仰系统和意识形态决定的 。西周和春秋战国没有民主政治家群体的产生 ， 很大程度就是因为社会缺乏民主、共和政治的共识 ， 没有这方面的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 。 比如 ， 搞民主竞选就要人人平等地竞争 ， 但在西周社会 ， 人们认为这不符合“亲亲”和“尊尊”的血缘世袭的原则 ， 因为在西周人看来 ， 最亲莫如父子 ， 最尊莫如君王 。 所以把“忠孝”作为人的立身之本 。 如果父子之间、兄弟之间、晚辈与长辈之间、地位卑下的人与地位高贵的人展开竞争 ， 会被人认为是违背人伦道德而遭人唾骂为“无父无君”的小人 。 西周时期的国人可以选举基层官吏 ， 是因为这些基层官吏不是世袭的 ， 而周天子、诸侯、大夫是世袭的 ， 所以不能够进行选举 。西周春秋时最难由社会自身来打破的意识形态 ， 就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世袭宗法制度 ， 因为根本无法达成社会的共识 。 正是由于宗法制度的根深蒂固 ， 因此无法培植出产生民主政治家的土壤 。 按照当时“传长不传贤 ， 传嫡不传庶”的宗法世袭原则 ， 无论是周王室 ， 还是诸侯国君 ， 都希望把政权和财产传给自己的后代 ， 不愿意把权利让予别人 。 这些有权制定游戏规则的人对宗法血缘关系的共识 ， 以及对公平竞争的拒绝 ， 使社会无法进行公开、平等的民主选举 。所以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代 ， 不可能达成公开、公平竞争的民主政治的共识 。 而古希腊的城邦文化在宗法世袭方面的意识形态比较差 ， 因为海洋性的国家血缘世袭观念比较淡薄 ， 其财富的获得往往与占有的权力没有必然的联系 ， 掌握权力并不能获得财产 。 商业社会强调的是个人自由 ， 平等竞争 ， 所以选举执政官和建立公民大会的行为 ， 能够产生社会的共识 。 这是梭伦进行民主政治改革取得成功的社会基础 。 而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代没有这样的社会基础 。 所以没有产生民主政治家的社会需求 。 没有民主政治的需要 ， 就不可能产生民主政治家 。 当然 ， 没有民主政治家的出现 ， 也就不可能将民众带进民主社会 。第三 ， 国人的消亡 ， 使社会失去了民主政治的基础 。西周和春秋早期之所以会产生一定的政治民主 ， 一个重要原因 ， 是因为有国人这个特殊的阶层存在 。 国人不是一般的农民 ， 他们是与西周王室有血缘关系的人群 。 虽然这种关系已经很疏远 ， 不能保持他们的贵族身份了 ， 但依然还是有着传统的参政议政之权 。 正因为有这一群人存在 ， 所以西周王室和各国诸侯 ， 都必须要听取他们的意见 。 没有他们的支持 ， 国王和诸侯的地位就不稳固 。国人既然是分封制的产物 ， 那么 ， 分封制的瓦解 ， 就必然意味着国人的消失 。 正所谓“皮之不存 ， 毛将焉附” 。 国人的消失过程 ， 就是分封制瓦解的过程 。 在分封制下 ， 他们有自己的土地 ， 不需要为诸侯、大夫们的公田劳动 ， 只要把自己的地种好并上缴什一之税就可以了 。 农忙时 ， 他们种地 ， 农闲时 ， 他们参加军事训练 ， 有战事就去打仗 。 国人还有受教育的权利 。 所以 ， 在西周和春秋早期 ， 他们有比较高的政治地位和较为富裕的生活 。可是 ， 后来随着各国对土地私有制的承认 ， 无论公田私田一律缴税 ， 而且土地可以买卖 。 这样 ， 他们的地位就发生了变化 。 一部分人可能因为自己的勤劳和善于经营而积累了财富 ， 或者经商发财 ， 买进许多土地 ， 而成为了贵族；一部分人可能因为懒惰、不善于经营 ， 或者遇到天灾人祸 ， 被迫卖掉自己的土地而沦为贫民 ， 甚至有可能成为债务奴隶；还有一些人可能因为具有知识和才能 ， 或者因为军功等因素而受到重用 ， 成为了士大夫 。同时 ， 原来住居在国都外的野人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 。 野人 ， 就是那些与西周宗室没有血缘关系的农民 ， 他们可能是被征服者 ， 如殷商的后代等 。 他们原来只能为诸侯、士大夫的公田耕种 ， 后来承认了土地私有 ， 这些人就可能拼命开垦荒山荒地 ， 而成为了自耕农 ， 有的甚至经营有方 ， 积累财富 ， 而最后成为贵族 。 加之从晋国“作州兵”开始（《左传•僖公十五年》） ， 国家允许野人当兵打仗 ， 也可以受到教育 。 这样 ， 野人的地位提高了 。 如孔子的学生中 ， 就有很多野人的子弟 。 如子路、子张、仲弓等等 。 这些人因为有了受教育的机会 ， 或者因为军功 ， 后来不少人成为地方官员 。 国人和野人的区别消失后 ， 都成为了自耕农 ， 处于平等的社会地位了 。 正如《孟子》所说：“在国 ， 曰市井之臣；在野 ， 曰草莽之臣 。 皆谓庶人 。 ”国人与野人一样都成为普通的老百姓了 。国人这个阶层消失以后 ， 原来他们所具有的参政意识和参政议政的权力 ， 也一起消失了 。 各国的国君和大夫也不需要向他们问政了 。 他们由于地位的变化 ， 整个群体也不再存在 ， 也没有能力与国君、大夫们抗衡了 。 生存的压力和社会的竞争 ， 使他们也不再具有参政议政的兴趣 。 随着岁月的流逝 ， 几代人之后 ， 到了战国时代 ， 可能这些人的后代也不再具有“国人”的概念 。 当然国人的政治责任和政治权利 ， 也一起从他们后代的脑海里消失了 。 而参政议政的责任 ， 慢慢地转到了知识分子的身上了 。 知识分子成为了最关心国家政治的人 。 而原来那些国人分化后 ， 有些成为知识分子继续关心政治；有些成为贫民而为贵族耕种土地 ， 成为佃农 ， 有些成为贵族地主 。 总之 ， 这些人不再具有参政议政的兴趣、能力甚至资格了 。国人这个制约统治者的力量的整体消失 ， 从确立土地私有权和发展生产的短期效益来说 ， 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 但是 ， 也使中国古代失去了发展民主政治的长远的社会基础 。 国人退出政治舞台的后果是 ， 西周社会形成的周天子、诸侯、大夫、国人这些多极社会力量不复存在 ， 互相制衡的体制被瓦解 。 到了后来 ， 随着周天子权威的丧失 ， 国人的消亡 ， 社会只存在诸侯、大夫、自耕农这三种主要力量 。 而诸侯、大夫是统治者 ， 自耕农是被统治者 ， 社会就只剩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了 。 社会只有两极 ， 这是不稳定的 。 之后 ， 统治者再也没有人去监督了 ， 基层的官吏没有人去选举了 ， 统治者也不再在乎人民的感受了 ， 不需要征询人民的意见了 。 人民参政议政也不再成为一种权利和责任 。 由于社会制衡力量的消失 ， 结果很容易发生压迫剥削和反压迫剥削的现象 。 统治者占上风就是专制 ， 被统治者占上风就是革命 。 于是中国就很难摆脱专制与革命恶性循环的怪圈 ， 实现民主政治的希望就破灭了 。蕭建生 ， 历史学者 ， 著有《中国文明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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