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编剧楼”:编剧这行,被骗剧本几率是90%?( 二 )
网上一次针对编剧行业创作现状调查(图片来自网络)土哥电影学硕士毕业 , 长辈在电影院工作 , 本想一毕业就做编剧 , 但当时看到一则招聘广告:编剧月薪2千元 , 路边饭馆招服务员月薪3千元 。为了生存 , 土哥当过采访人员 , 还在培训老师 , 但割舍不下“电影情结” , 他也兼职给电视台当栏目编剧、拍网剧、做枪手……为拍“真正的电影” , 他还曾跟着一位香港“大编剧”干 , 眼看就要成功 , 钱也拿到手了 , 可老板一句“不想拍了” , 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大学编剧老师曾说 , “干电影这行 , 要抱着毕业后穷十年的决心” 。 土哥算了算 , 自己还有3年 。疫情期间 , 父亲来他租在北京三环的房子看过他 , 进门看了几眼 , 说:“再混不出来 , 搬北六环去好吗?”土哥是个现实主义者 。 他觉得 , 就算抄袭严重 , 他也给自己挂上一个“护身符”: 只有签合同、给定金 , 他才交大纲 。没想到 , 这却给他惹来麻烦——一位学法律的制片人拿到大纲后 , 认为不合格 , 要求土瓜湾情哥双倍赔偿 , 否则就去“告”他 。拿诉状时 , 他才明白 , 这竟然是真事 。那天来法院的人排队就排了小半天 , 当时他开始后悔:对方有投资人 , 可以找律师代取 , 而自己只能单打独斗 。“打官司太牵扯精力 , 那段时间我都快成神经质了 , 天天自言自语 , 在反驳对方 , 也没时间写别的东西赚钱” 。又想生存 , 又想出淤泥而不染 , 在编剧行业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事情 。“在整个影视行业中 , 制片人、导演、演员都可以说剧本不行” , 田若认为 , “编剧的地位实在太低了 , 只要是故事 , 就永远无法让所有人都喜欢 , 包括四大名著 , 照样有人不喜欢” 。土哥说的3000元月薪的编剧岗 , 田若干过 。 为了省钱 , 田若租住在沙河 , 坐公交去国贸上班 , 每天路上要花4个小时 。整整1年 , 田若看了无数个别人的剧本 , 以为摸索出编剧的窍门 , 还去了杭州一家公司当编剧 。那家影视公司的操作方式 , 让田若彻底对影视行业失去信心 。该公司有一个剧本库:所谓编剧 , 就是从中摘抄各种桥段 , 将它组合成作品 , 改一下人名即可 。 一天一集 , 都是“抗日神剧” 。但无奈该公司有较强的发行能力 , 能做到每部电视剧都卖给地方卫视 , 因此根本不用考虑情节和故事的合理性剧本需求量大 , 让田若也开始抄袭 , 即便是只抄不写 , 每集也能拿到5000元稿费 。“这算不上什么行业秘密 , 国内的电视剧90%抄自国外 , 剩下10%是抄的” , 田若说 , “现在完全原创的电视剧几乎没有 , 大多是从国外拿骨架 , 咱们填细节 。 ”即便如此 , 稿酬也这只能保证了田若的基本生活 。 2018年 , 田若的孩子在北京出生 , 但她依然在外地打工 。“做编剧最大的好处是 , 能把你的心撑得很大 。 今天写 , 明天就挨(制片人、导演等的)骂 , 很多人受不了 , 就死在这条路上了” , 田若说 。失衡的生态链:创作者从“梦想家”变成“全职老赖”整个影视圈食物链充满竞争、金钱和利益冲突 , 算得上血腥万分 , 而编剧则处于食物链的最底端 。陈佳曾在某头部影视平台做编剧 。 入职前 , 她对该平台的制作能力感到疑惑 , 明明广告收入颇丰不差钱 , 为什么一直没有好的作品 。直到真正入职 , 她这才意识到 , 在逼仄的大环境中 , 创作有多难 。一次 , 她提交了一个有关消防员的剧本 , 立刻遭到制片人的斥责:“火场的戏这么多 , 拍摄成本得多高?怎么能出现这么多?”陈佳辩解道 , 既然是写消防员 , 要故事好看 , 这些场景必不可少 。 制片人懒得听 , 说:“最多只能出两个小火场 , 不能有大火 , 否则拍不了 。 ”该剧本最终被放弃 。“这样的事太多了 , 剧本里写女主角怀孕 , 可开拍时 , 明星一句‘保持形象 , 不演孕妇’ , 整个戏都得改” 。明星考虑形象 , 投资人考虑回报 , 导演夹在中间 , 但所有人都可以指责编剧 。陈佳说 , 没有人会讨论剧本的审美 , 都在讨论票房和点击率 , 最终都是资本说了算 。 “编剧拉不来投资 , 靠别人吃饭 , 当然最受欺负 。 ”即便陈佳所在的平台 , 靠积攒的流量庞大 , 虽有一定选择权 , 可平台也得依赖广告商 。 而广告商没时间看剧本 , 只看有没有明星 , 是不是大IP 。结果是 , 所有创作者都得靠明星吃饭 。根据“限薪令” , 明星片酬不得超过成本40% 。 但陈佳认为 , 这无济于事 , 行业失衡严重 , 这里减少的成本 , 就要在另一个地方补回来 。“千万别找北影、中戏的人 ,他们早都学坏了”刘夏之所以把编剧们称为“无赖” , 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太懂编剧的“顽劣” 。从5千元一集的枪手、混到每集20万、有署名权的编剧 , 刘夏一步步走来 。后来摆在他面前两条路:一是成为每集40—50万元的大编剧 , 并且雇一堆枪手给自己干活;二是直接做影视公司高管 。两条路他都不忍放弃 , 只好白天办公 , 晚上继续编剧 。这也让他对于编剧群体的生存状态理解地更深刻 , “不论你盯得多紧 , 住进编剧楼的这些编剧们 , 都在私下给别人干活” , 因为他也一样 。即便一个新人突破层层考验 , 成为知名编剧 , 依然要为生存操心 , 同时还要吸“年轻编剧的血” 。刘夏曾请来一位业内著名编剧住进编剧楼 。 名编极难伺候 , 对方要求找一个合格的助手 , 先后推荐了100多人 , 其中绝大多数人都交了提纲 , 有的在业界已小有名气 , 却无人通过名编的面试环节 。前后花了将近100万元 , 刘夏才意识到 , 名编只想拿钱 , 根本没想干活 。“找编剧 , 千万别找中戏、北电的人 , 他们早都学坏了 。 其实找一本成熟点的小说 , 让中文系的学生口述笔录 , 然后再自己润色一下 , 比任何编剧写的东西都强 。 ”边写剧本边当高管 , 才一年多 , 还不到50岁的刘夏因脑溢血 , 突然倒在地上 。经过急救 , 捡回一条命 , 手术时 , 将刘夏的额骨一角削掉 , 很长一段时间 , 他半个额头明显瘪下去 , 无法出门 , 后用合金修补 , 才恢复原状 。疾病让刘夏失去了工作 , 也没人再找他写剧本了 。 后来他自己拉投资 , 直接找资方投自己的本子 。接受采访时 , 刘夏说自己在这几年在谈一个上亿的“大项目” , 但第一个电话拨过去 , 他的手机却是欠费停机状态 。眼下 , 疫情还没结束 , 编剧楼变得更难让人接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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