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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区矫正对象又犯罪多发，咋办( 三 )


而针目前监管不力、人员不足的现实情况,赵洪森认为,亟待加强、完善社区内的矫治小组制度,即在以社区为单位的基层自治组织中发展有社会责任感、有公益心的社区居民特别是党员、团员加入社区矫正小组,负责平时对于该社区矫正人员的教育、辅导和帮扶,以壮大矫正工作人员队伍力量 。 
秦飞海则强调,对于又犯罪必须防微杜渐,对违规行为“露头就打” 。他认为,可以通过深入社区实地走访等方式,督促司法行政机关尽责履职:及时掌握乡村社区矫正对象的生活、思想和工作等变动状态,提醒其慎重交友,减少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高度重视不按时报告、在教育劳动时间故意迟到、编造理由逃避劳动等苗头性现象,一经发现,立即督促社区矫正机关依法采取延长严管期限、警告处分等措施予以严惩;对于少数屡教不改符合收监条件者,应督促、支持司法行政部门立即采取措施,提请收监执行;加强与公安机关、法院等的沟通协调,确保收监执行的及时性,以强化对其他乡村社区矫正对象的震慑力度 。 
注意帮扶,消减又犯罪可能 
赵洪森认为,乡村社区矫正对象又犯罪频发,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认为犯罪成本低于犯罪收益 。由于乡村经济总体相对落后,能提供的劳动岗位有限,加上乡村社区矫正对象总体上谋生能力不强,部分乡村社区矫正对象在工作、生活等方面承受较大压力,经济十分困难,又犯罪收益可能很大,成本却可以忽略不计 。这种成本收益对比如不改变,又犯罪便不可避免 。“结合乡村社区矫正对象特点,在又犯罪收益不可控的情况下,从改变其又犯罪成本收益对比入手,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对其给予适当帮扶,加大其又犯罪成本,使其真正感受到又犯罪得不偿失,才能有效消减其再行犯罪的可能性 。”赵洪森说 。 
在杨晓静看来,根据犯罪心理学理论,受复杂的社会环境影响,情绪、情感中的一些负面因素聚集在一起,有可能产生犯罪动机,如果罪犯的心理健康出现问题,就可能促使这些犯罪动机转化为犯罪行为 。部分乡村社区矫正对象有过不幸的经历、受过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比如周围人的歧视、生存的压力等,致其心理出现偏差、行为偏激,进而酿成犯罪 。对这部分人员,要将心理问题矫正放在首位 。对有明显心理问题的,进行专业、规范的心理干预和治疗矫正,使其心理重归正常、行为恢复理性,从根本上消除这一可能致其又犯罪的心理诱因,有效防止其再犯罪 。 
杨晓静还指出,在乡村社区矫正的监督方面,检察机关可以大有作为 。她举例说,临沂市费县检察院联合县司法局等单位建设了蒙山驿站,设有专门的沙盘和心理发泄室,以便及时发现社区矫正对象的心理偏差,并结合心理发泄等方式及时疏导、矫治 。“这种方式就是一种非常好的实践探索 。此外,是否可以通过对社区矫正中的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矫正小组成员进行全面的法律知识培训与法律事务指导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 。毕竟,通过大数据及音视频传输系统,结合具体的社区矫正的正、反个案,可以最大限度发挥法律宣传与教育的作用,再通过这些人员对被矫正人员进行日常的管理、帮扶与宣教,这么做可操作性与实效性更强 。”杨晓静说 。 
秦飞海则强调,依法提升监管的人性化程度,可以提高社区矫正对象配合监督的主动性 。他指出,单纯的惩罚会抑制乡村社区矫正对象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抑制其人格完善的原动力,甚至会加剧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对立,强化其反社会心理,不利于对其的矫正改造 。在监管中,应充分考虑到乡村社区矫正对象的具体困难,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提升监管的人性化程度,以促使其尽快消除心理抵触,主动配合矫正工作 。 
秦飞海还向采访人员介绍了一起典型案例 。某村矫正对象刘某,长期在上海一家企业打工,因交通肇事被判缓刑后,又无法在规定期限内提供在上海工作生活的证明材料,法院判决其在户口所在地接受社区矫正 。刘某在矫正期间一直遵规守纪,认真配合 。但刘某户口所在地没有与其打工企业类似的企业,导致他无法找到合适的岗位 。刘某本就家境一般,肇事后又赔偿给被害人一大笔资金,若从事其他岗位收入微薄,生活难以为继 。当地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检察人员得知这个情况后,与有关部门积极沟通,协助刘某变更矫正地点,让刘某在上海接受社区矫正的同时仍能从事其擅长的岗位 。矫正机关对刘某的帮助,让其他人员看到人性关怀,也知道了主动配合的益处,提升了其接受矫正的自觉性和有效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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