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的十六颗人头( 二 )
曾国藩这位中兴名将、 旷代功臣 ， 转瞬之间成了“谤讥纷纷 ， 举国欲杀”的汉奸 ， “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 。这是慈禧乐于见到的结果 。 为了达成这样的效果 ， 朝廷在公布曾国藩关于案情事实调查的奏折时 ， 刻意删去了他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条理由 。 这种删减 ， 让曾的奏折 ， 从“论说持平”变成了“袒护夷人” 。曾在奏折里说 ， 根据自己的调查 ， 所谓教堂“挖眼剖心”之说是荒谬的 ， 所谓卖迷药给教堂的证人 ， 也是靠不住的 。 但天津民众如此激愤 ， 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 具体来说就是：（1）仁慈堂“终年紧闭 ， 过于秘密 ， 莫能窥测底里” ， 还设有地窖 ， 当地民众难免生疑 。 （2）有些中国人到仁慈堂里治病 ， 然后留在堂内工作 ， 有些民众不理解 ， 怀疑这些人是被药物“迷丧本心” 。 （3）仁慈堂常收留病重的孩童 ， 在他们去世前 ， 给他们做洗礼 。 民众不理解这种宗教行为 ， “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 ， 于是就揣测教堂在残害儿童 。 （4）仁慈堂的院落广阔 ， 孩子们在前院集体抚养 ， 母亲多住在后院；还有些母亲住在仁慈堂 ， 孩子却住在河楼教堂 。 民众也不能理解这种习俗 ， 于是就往一些其他的方面猜想 。 （5）1870年4、5月间 ， 天津城内发生过拐卖人口的案件 ， 当时又疫病流行 ， 仁慈堂收留的儿童多是病重无人照料者 ， 死亡率自然就高 。 再加上教堂平日与民众不睦 ， 为免生事端 ， 于是选择在夜间掩埋尸体, 棺材不够 ， 于是有两尸三尸埋在一棺的情况 。 尸体被野狗拖出后 ， 民众遂为之哗然 ， 将之前的猜想全视作事实 。这些为闹事民众辩护的文字 ， 基本符合事实 。 但邸报与官报房公布这份奏折时 ， 将这些辩护文字略掉了 。 略掉的用意 ， 除了打击曾国藩如日中天的声望 ， 还在于：派曾国藩前往天津之前 ， 朝廷就已定下了处理事变的基调——不可与洋人开衅 ， 不可重蹈咸丰皇帝逃往承德的悲剧 。 删减曾奏折中为民众辩护的内容 ， 然后将其公开披露 ， 给曾国藩戴上“卖国贼”的帽子 ， 等同于给朝廷的媾和政策提供了操作空间——对事情的道德评判 ， 往往生成于对比之中 。 有曾国藩恶劣的“卖国行径”在前 ， 朝廷的和解措施 ， 就会很自然地变得可以接受、甚至值得赞美了 。如此 ， 也就不难理解如下情节的耐人寻味：曾国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 ， 于7月25日送抵北京 。 同日 ， 朝廷再次召集会议 ， 就如何处理教案进行辩论 ， 慈禧在会上表态说 ， “此事如何措置 ， 我等不得主意” 。 同日 ， 慈禧在以同治皇帝的名义、发给曾国藩的谕旨里 ， 对处理事件的具体方案一字未提 ， 但却一再强调朝廷的期望是：“和局固宜保全 ， 民心尤不可失” ， 不能和洋人开战 ， 也不能失了民心 。 也是在这一天 ， 朝廷删减了曾国藩“论说持平”的奏章 ， 然后将其公开披露 。 随后 ， 曾国藩被朝野舆论打成了“卖国贼” 。自称“不得主意”的慈禧 ， 显然早就打定了主意 。 “和局固宜保全” ， 高调的口号不妨多喊喊 ， 但与洋人开战是万万不行的；“民心尤不可失” ， 朝廷是不能直接表态说要惩办参与打杀的民众 ， 但这个事是要做的 ， 且不妨交给某个背锅侠去做 。
天津望海楼废墟前的中国百姓 。 约翰·汤姆森于1871年拍摄 。四、十六颗人头曾国藩给朝廷的奏折 ， 回避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 那就是：民众为什么如此愚昧 ， 如此排外？事变发生之前 ， 天津府贴出的告示宣称：“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 。 风闻该犯多人 ， 受人嘱托 ， 散布四方 ， 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 ， 以作配药之用 。 ”作为官方机构 ， 如此不负责任地将“风闻”二字写在政府公告里 ， 且动用官府的力量 ， 将之贴满天津的大街小巷 ， 使之与民间暗流潜伏的谣言发生共振 ， 其目的正在于煽动那些无知民众 。当时的知识界 ， 也很乐于传播这类谣言 。 魏源的《海国图志》 ， 是近代最重要的启蒙著作之一 ， 书中就言之凿凿地记载有洋人用药将中国人迷了、然后挖眼炼银的内容 。 《海国图志》在读书人中流行 ， 大大扩散了“迷拐孩子挖眼剖心制药”之类的谣言 。换言之 ， 一个时代底层民众的愚昧 ， 往往并不是底层民众本身的问题 。 天津教案里的愚昧与排外 ， 恰是清廷与部分清代知识分子多年来教化、引导的结果 。这种教化与引导过于成功 ， 以致于事实也难以展现出它应有的力量 。 曾国藩到天津后 ， 多方调查取证 ， 结果发现迷拐、挖眼、剖心等均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 比如有人指证教堂里面有两个玻璃瓶子 ， 里面装满了婴儿的眼珠；清廷官员们进去搜查 ， 找到瓶子打开来看 ， 发现里面是腌制的洋葱 。 但这些调查完全无助于减轻曾国藩所承受的压力 ， 因为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的结论 。 而列强又已在联合抗议之后 ， 开始扬言要出动军舰 。李如松们可以在朝堂上高呼“民心可用”之类的口号 ， 同治皇帝也可以畅意发出“尽歼此辈”之类的豪言 ， 但曾国藩不能这样干 。 他知道1870年的清廷 ， 是无力与列强一较高下的 。 后来接替他处理此案的李鸿章 ， 也知道这一点 ， 曾私下与人诉苦说 ， “目前只求不开兵端” ， 他很清楚自己的淮军“未足当劲旅而操胜券” ， 是打不过洋人的近代化军队的 。进退失据的曾国藩与李鸿章们 ， 既承认“天津士民皆好义” ， 是爱地方官爱朝廷的好百姓 ， 又痛恨他们“徒凭纷纷谣言” ， 搞出打杀洋人的事端 ， 给朝廷添乱；既承认天津的地方官以“风闻”煽动民意是在力挺朝廷 ， 想要以送出天津避风头的方式保全他们 ， 又不得不在朝廷和列强的压力下将他们弄回来再度流放 。 最后 ， 曾国藩交出来的 ， 是20名百姓的人头、20余名流放者 ， 以及相当数量的赔款 。 李鸿章接手后 ， 又寻得机会 ， 将处死者减少为16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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