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的十六颗人头
一、打杀洋人1870年夏 ， 天津疫病流行 。 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养的婴儿也未能幸免 ， 约夭折了三、四十人之多 。天主堂神甫与修女“迷拐孩子挖眼剖心制药”的谣言 ， 遂大范围流传开来 。不久后 ， 有两名“人贩子”被捕 ， 官府在告示里暗示他们的行为可能是“受人嘱托” 。 民间组织“水火会”受到鼓舞与煽动 ， 开始四出抓捕有嫌疑之人 。 群众公审之下 ， 一名叫做武兰珍的迷拐犯 ， 不得不迎合“民意”供称他作案所用的迷药 ， 正是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提供——曾国藩在后来的奏折里说 ， 武兰珍“指勘所历地方房屋与该犯原供不符” ， 亦即现实世界中找不到武兰珍口供中的案发地 。但在武兰珍招供的当下 ， “铁证”如山 ， 自是民情沸腾 。 乡绅们集会于孔庙 ， 书院亦停课声讨 。 号称有万余人之多的愤怒民众 ， 群聚在教堂之外 ， 或与教民口角相争 ， 或向教堂抛掷砖石 。仁慈堂的修女 ， 本想请民众选派代表 ， 进入堂内调查 ， 以廓清真相 。 但被法国领事丰大业所阻 。 丰大业不愿与愤怒的民众直接交涉 ， 6月21日 ， 他前往三口通商衙门与天津府衙 ， 要求地方官崇厚、张光藻调兵弹压民众 。 遭拒后 ， 丰大业在狮子林浮桥上遇到静海知县刘杰 ， 丰于争论中开枪恫吓 ， 射死了刘杰的家人刘七 。于是 ， 民愤被彻底点燃 。 百姓们先是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 ， 然后又冲入法国教堂 ， 扯碎法国国旗 ， 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共计20人（包括13名法国人、3名俄国人、2名比利时人、1名意大利人、1名英国人）、中国雇员数十人 ， 并纵火焚烧了望海楼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多座英美教堂 。此即震惊中外的“1870年天津教案” 。
二、朝中的“慷慨激昂派”事发后 ， 法、英、美、德、俄、比、西七国 ， 联合向清廷发出照会抗议 。 法国军舰更开往大沽口鸣炮27响示威 。 如何处理此案 ， 成了摆在清廷高层面前的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14岁的同治皇帝 ， 没见识过真正的近代军队 。 他对自己的老师翁同龢说：越将就洋人 ， 就会越出乱子 ， “若得僧格林沁三数人把截海口 ， 不难尽歼此辈” 。 这种雄心勃勃与“词气甚壮” ， 让他的老师、同样没见识过近代军队的翁同龢 ， 深感欣慰 。 小皇帝显然并不了解 ， 在10年前的八里桥之战中 ， 僧格林沁的“雄兵”完全不是英法联军的对手 ， 甚至连给英法联军造成有影响的创伤也力所难及 。同样激情澎湃的 ， 还有内阁中书李如松 。 他告诉小皇帝 ， 此次事件 ， 错全在洋人 ， 始于“教匪迷拐幼孩” ， 激化于“丰大业向官长开枪” 。 他还说 ， 国家的安危全看民心的向背 ， 此次事件把民众的爱官爱朝廷之心全部激发了出来 ， “不期而集者万余人” ， 这些百姓“知卫官而不知畏夷”——只知道保卫自己的父母官 ， 丝毫不害怕洋人；“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罪戾”——只知道为朝廷效忠 ， 丝毫不顾及自身安危 。 这充分说明 ， 我们对洋人硬起来的时机已经成熟了：“纵不能乘此机会 ， 尽焚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 ， 亦必将激变之法国 ， 先与绝和 ， 略示薄惩 。 ”即便不能杀光京城里的洋人 ， 烧尽他们的房屋 ， 也要对法国实施正式断交 ， 来作为惩罚 。另一位监察御史长润 ， 完全赞同李如松的意见 。 他告诉朝廷：这次天津出这样的事 ， “实乃天夺其魄 ， 神降之灾” ， 实在是苍天要惩罚这些邪恶的洋人 。 我们“正可假民之愤” ， 借助民众的愤怒 ， 将传教的洋人全赶出大清 。“慷慨激昂派”中 ， 影响力最大者 ， 要数醇亲王奕譞 。 他在给小皇帝的奏折里说 ， 这一次“该酋被戮 ， 教堂被焚” ， 理全站在我们这边 ， “虽不能以之喻彼犬羊 ， 正好假以励我百姓” ， 虽然没法和外国狗羊们讲道理 ， 但正好可以借此鼓舞极力我大清百姓 ， “民为邦本 ， 津民宜加拊循 ， 勿加诛戮 。 ……民知捍卫官长 ， 岂非国家之福”——对参与打杀洋人的天津百姓 ， 切不可问罪诛杀 ， 百姓懂得保卫自己的父母官 ， 那是朝廷之福 。在给朝廷的密函里 ， 左宗棠也说 ， 不要害怕事态扩大 ， 要知道洋人最喜欢“挟持大吏以钤束华民” ， 最爱玩威胁中国地方官、由中国地方官来钳制中国民众这种把戏 ， 反倒是不太敢直接做那些“拂舆情 ， 犯众怒”的事情 。他还说 ， 此次事件 ， 是由“迷拐”而起 ， 虽然用迷药拐卖小孩之事没有证据 ， 但“幼孩百许、童贞女尸从何而来？”总不会是毫无来由吧？“不得谓无其人无其事” ， 洋人迷拐孩童之事决不能说肯定就没有 。 如果洋人“志在索赔了结” ， 那还不妨答应他们 ， 如果他们要求惩办参与打杀的民众 ， 那是万万不可的 ， 因为这些人是“义忿所形 ， 非乱民可比” ， 拿他们给洋人抵命 ， 会失了天下人心 。 保护住这些百姓 ， 正是我大清走向复兴的一个好机会：“正宜养其锋锐 ， 修我戈矛 ， 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 ， 徐去其逼 。 ”
醇亲王奕譞三、慈禧的算计闭目塞听者们的慷慨陈词 ， 让见识过近代化军队厉害的恭亲王奕䜣深感忧虑 。 他在奏折里一再提醒小皇帝和年轻的太后 ， 目下的首要之务是“安法国之心” ， 以消弭战争爆发的危险 。 他还反驳了奕譞的主张 ， 认为“无知愚民 ， 无端召衅 ， 理宜惩处” ， “地方官未能先事预防 ， 亦有应得之咎” ， 参与打杀事件的民众 ， 和处理事件不力的地方官 ， 不可包庇 ， 都应有相应的惩处 。奕䜣的主张 ， 引来了“慷慨激昂派”的群起围攻 。 内阁学士宋晋说 ， “若因有碍和局 ， 抑制太甚 ， 更恐各省民心因此激变 ， 其患有更甚于法国者”——如果因为害怕引来战争 ， 就对民众和官员实施惩处 ， 压制他们的爱父母官爱朝廷之心 ， 造成的灾祸 ， 恐怕会远远大于法国的入侵 。 掌云南道监察御史贾瑚 ， 似乎是嫌事情闹到七国问罪的程度还不够大 ， 居然又奏称说京城中也有“迷拐孩子挖眼剖心制药”的匪徒 ， 要求步军统领衙门全员出动全城搜捕 。 贾瑚的主张 ， 得到了李鸿藻和同治皇帝的支持 。1870年 ， 是慈禧“垂帘”的第九个年头 。 天津教案 ， 必然使她想起10年前发生过的事情 。 那一年 ， 英法联军以使节被扣遭受虐待为由 ， 前来问罪 ， 攻陷了北京城 ， 又烧掉了圆明园 ， 咸丰皇帝只得带着慈禧等一众人 ， 仓皇逃去了承德 ， 然后死在了那里 。 此番被打死的 ， 是包括法国领事在内的五国之人；前来问罪的是七国而非两国 。 昔日的切身体验 ， 为慈禧提供了一个基本认知 ， 那就是：慷慨激昂的话不妨多说 ， 但与洋人开战这种事 ， 却轻易做不得 。在7月25日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时 ， 慈禧说的是：“如何措置 ， 我等不得主意 。 ”但她其实是有主意的 。慈禧的主意之一 ， 是在言语上支持奕譞这些“慷慨激昂派” ， 不断说“你们这些话很有道理” ， 以维护自己的光辉形象；且将反驳“慷慨激昂派”的任务留给自己的政敌奕䜣 ， 以败坏奕䜣在清流中的名望 。她的主意之二 ， 是让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 ， 来为朝廷的“软弱”背锅 。1870年的曾国藩 ， 已经59岁了 ， 右眼失明、肝病日重 ， 长期经受着眩晕病症的折磨 。 这一年 ， 他在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信中 ， 常写有“登床及睡起则眩晕旋转”、“床若旋转 ， 脚若朝天 ， 首若坠水 ， 如是者四次 ， 不能起坐”之类的句子 。天津教案发生时 ， 曾国藩正真切感受着自己大限将近 。 他让李鸿章帮自己运来了建昌花板木材做棺材 ， 以备后事 。 结果 ， 花板与朝廷的谕旨同日抵达保定 。 谕旨里殷切地关怀他身体如何 ， 又意味深长地问他是否能够处理此次的教案 。 这种询问 ， 其实是在提醒曾 ， 教案发生在你管辖的直隶境内 ， 你没有置身事外的可能——在给长子曾纪泽的遗书里 ， 曾国藩说 ， 自己反复思考了这次的事件 ， “殊无善策” ， 完全找不到两全的良策 ， 只能抱着“危难之际 ， 断不肯吝于一死”的心态去处理 。7月8日 ， 曾抵达天津 。 十多天后 ， 7月21日 ， 他的一道《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 ， 引爆了朝野舆论 。 曾本人迅速从道德圣人 ， 沦为了举国士大夫口诛笔伐的对象 。 曾在日记里说 ， 许多人骂自己是卖国贼 ， 京城里的湖南人都以与自己是同乡为耻辱：“诟詈之声大作 ， 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 。 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 。 ”京城里的湖南会馆 ， 曾悬有曾国藩的“官爵匾额”， 结果“悉被击毁” 。 会馆还将曾的名籍削去 ， 不再承认他是湖南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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