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明清时期,如何疏解北京人口?( 二 )
三是将部分汉军旗人“出旗为民” , 占籍州县 。康熙后期 , 即已准许部分汉军旗下壮丁“出旗为民” , 但数量较少 。至乾隆初期 , 不仅汉军旗下壮丁 , 而且连同汉军八旗兵丁自身在内 , 均成为出旗为民、占籍州县的对象 。清末 , 京师八旗人口的贫困化 , 迫使清政府进一步放松对京师旗人的禁锢 , 规定“八旗准出外贸易及在外寄籍” , 且“准与该地方民人互相嫁娶” 。
对京师旗人“弛宽其禁 , 俾得各习四民之业 , 以资其生”的政策 , 不仅改变了京师旗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 , 依赖国家粮饷生计的状况 , 而且也达到了疏散内城旗人 , 减轻清政府财政与经济压力的目的 。
总体上看 , 这项措施为缓解明清时期京师人口压力 , 发挥了积极作用 , 产生了良好效果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 这些措施的制定和实施 , 应是北京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创举 。
明朝开始劝返外籍流民 , 整治关厢 , 严控占籍京城
明代 朱棣称帝初期 ,为巩固自己的政权 , 曾实行移民政策 , 大量屯兵、屯民、屯商于北京 , 充实京城及京畿人口 。但随着人口膨胀 , 那些外来移民又成了疏解对象 。一是实行较为优惠的政策 , 鼓励移民返乡 。如根据每户的人口数量及路程的远近 , 给予一定的盘缠(路费)和安置费等 , 所以不少人愿意返乡 。
短短几年就有不少人返回故乡 , 其中以来自山西的移民居多 。二是整治关厢 , 遣散游民 。《明史·食货志》载: “在地曰坊 , 近城曰厢 。”即城门外大街及其附近地区为“关厢” , 也就是泛指城门外两三里之内的居民聚集地 。这些地区也是大量商贩和无业游民聚集地 。
从隆庆年间开始 , 朝廷令顺天府会同五城兵马指挥司整治关厢内外 , 并令所辖大兴、宛平二县配合 , 将整治重点锁定于永定门、德胜门、西直门、朝阳门关厢 , 因这四个城门处于京城的东南西北方向 , 城门内外聚集的人员最多 。特别是德外关厢 , 区域最大 , 居住人口最多 。
顺天府制定了相应整治政策:没有“京籍”者 , 须搬至离京百里之地;房子可以拆走 , 如愿意空手出门 , 可以领到一些补偿款;有“纳户执照”者(即工商执照) , “营业者不得超过五人 , 超者裁之” 。经过几年的整治 , 到万历初期 , 各关厢内外居民大为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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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 , 京畿圈地 , 土地兼并及自然灾害等 , 有大量破产农民等不断涌入北京谋取生计 , 致使京城人口迅速增加 。清代首先对长期居住在北京的外来人口实行严格控制 , 按流寓人口编定保甲 。租住民房的客民 , 必须有切实可靠的保人 , 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以房管人 。“官府按月点卯 , 酌量分定日期 , 俾得逐一查照循环号簿 , 详细诘问 , 毋许容留来历不明之人 。”其次就是遣散流民回原籍 。
雍正初年提出“就食京师流民 , 清查口数 , 资送回籍” , 此后又规定:“闲散游荡 , 立宜摈逐 。惟候补、候造之人 , 读书之人 , 贸易生理之人 , 方可听其在北京居住 。”直省人民不得入居京师 , 便滞留、占籍于宛、大二县 , 造成“顺天大、宛两县 , 土著甚少 , 各省人民来京 , 居住稍久 , 遂尔占籍”的现象 。这一方面限制了外城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 , 另一方面却加速了大、宛二县人口的机械增长 。
不过 , 乾隆中期之后 , 清政府限制直省人口占籍京师的政策明显改变 。乾隆初年 , 乾隆帝即认识到 , “流民资送势亦有所难行 , 不如听其自为觅食谋生” 。这是清政府对资送流民问题认识上的重要变化 。至咸丰年间 , 据《清文宗圣训》载:“流民中谋生者 , 多系故土并无田庐依倚之人 , 而必抑令复还 , 即还其故乡 , 仍一无业之人耳 。”据此推断 , 自乾隆中期开始 , 即逐步放松了对流民的驱逐 , 也就造成了流民在京谋取职业、占籍北京外城的机会 。当时 , 除京畿移民之外 , 来自山东、山西以至南京等地的谋生者颇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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