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大一统与商品经济的分析
秦朝大一统与商品经济的分析——《中国文明的反思》节选蕭建生西周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和“工商食官”制度 ， 也就是说 ， 土地不能买卖 ， 商业和手工业由官府垄断经营 ， 也就是实行的是国有工商业制度 ， 不是私营的工商业制度 ， 因此市场经济不发达 。 当然 ， 西周也有市场交换 ， 据《周礼》的记载 ， 当时已经设置了专门管理市场贸易的官吏 ， 有“司市”、“质人”等 。 近年出土的文物也证明 ， 西周时期已经使用铜制的货币 。 在河南浚县的西周卫墓群中 ， 出土铜贝和天然贝3000多件 。 根据《礼记•王制》的记载 ， 西周有市场交易 ， 但规模不大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 ， 手工业和商业已经有相当的规模了 。 由于铁器的使用 ， 各国出现了采矿、铜器制造、兵器制造、造车、造船、陶瓷、玻璃、建筑、纺织、编织、漆器、皮革、酿酒、煮盐等手工业 。 随着生产力的迅速进步 ， 终于导致了西周土地国有和“工商食官”制度的瓦解 。 税收制度建立了 ， 私有财产制度建立了 ， 土地可以买卖了 ， 民间自由贸易迅速兴盛起来 。 各个国家 ， 不仅国内贸易兴盛 ， 而且 ， 国际贸易尤其繁荣 。 当时有大量的手工业产品和农产品进入流通领域 ， 用于市场的交换 ， 如陶瓷器、铁器工具、布帛、粮食、鱼盐、林木、畜产品 ， 等等 。城市是商业的载体 。 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 ， 人口大量涌向城市 ， 使春秋战国时代的城市规模迅速扩大 。 以前国都作为武装据点和政治、军事中心的功能 ， 迅速演变成为商业交换的中心 。 各个国家的国都 ， 都从春秋之前的几百平方丈的面积 ， 发展到10平方公里以上的规模 。 其中 ， 由于齐国宰相管仲和鲍叔牙 ， 都是商人出身 ， 所以 ， 特别重视发展商业 ， 重视商品市场的建设 ， 使齐国国都临淄城 ， 居民达到7万多户 ， 几十万人口 ， 面积达到18平方公里 ， 城中商品交换市场的面积达到30.5万平方米 ， 成为当时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 。 其他各国的城市都发展很快 ， 到了战国时代 ， 已经有了20多个居民在3万户以上的商业城市 ， 几百个人口上万的县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 当时的国际贸易空前发展 。 各国国家的各种商品 ， 远销各地 。 举个例子说 ， 在今天的朝鲜 ， 就出土了当时中原各国制造的铜镜、铜剑和刀币等等 。 在今阿尔泰山 ， 出土了楚国制造的铜镜和丝织品 。 在今辽宁的偏远农村 ， 出土了燕国制造的铁器 。 至于各诸侯国之间的国际贸易交流 ， 那都是极平常的事了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 ， 商业受到了禁止 ， 但大商人吕不韦担任秦国宰相以后 ， 开始发展商业 。 由于秦国有都江堰、郑国渠等大的农业灌区 ， 粮食丰富 ， 因而大量出口粮食 ， 进口中原各国的手工艺产品 。 这一点 ， 在李斯的《谏逐客书》中有详细的描述 。当时宋国的陶邑 ， 是中原各国的水陆交通枢纽 ， 国际贸易的重要商品中转站 ， 商业繁荣 ， 盛极一时 。 越国大夫范蠡逃离越国之后 ， 就在此地经商 ， 化名为陶朱公 ， 他薄利多销 ， 经商有术 ， 致富达千万之巨 。洛阳国际贸易发达 ， 吕不韦在秦国担任宰相之后 ， 受封于洛阳 ， 他鼓励各国商人来此经商 ， 从而使洛阳迅速发展到10万户居民 ， 而吕不韦年轻时经商发家的阳翟 ， 也是当时有名的国际商城 ， 到了汉代 ， 这里依然还有4万户人家 。国际贸易的发展 ， 大大促进了各国的交通、运输、通讯、信息、餐饮、酒店等各种服务行业的发展 ， 促进了人们的消费 ， 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 推动了工艺水平的提高 ， 科学技术和文化也蓬勃发展起来 ， 带来了社会的繁荣 ， 也使大量的农民向城市转移 ， 从事建筑、搬运、制造各种工艺品等工作 。 因此中原各国都建立了“司市”这一管理商品市场的专门机构 ， 来规划市场建设 ， 处理商务纠纷 ， 维护市场秩序 ， 平抑市价 ， 维持治安 ， 征收税款 ， 打击欺诈行为 ， 保护公平竞争 ， 而且 ， 商人队伍的扩大 ， 财富的增长 ， 使人们不把做官当成唯一的出路 ， 使社会意识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 带来了社会的巨大进步 。特别要肯定的是 ， 国际贸易的发展 ， 促进了商业资本的迅速大规模流动 ， 导致了国际金融业的出现 。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 ， 各诸侯国的货币大量出现 ， 进入流通 。 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货币 。 如秦、魏的圜钱 ， 韩、赵的布币 ， 齐、燕的刀币等 。 由于各诸侯国的货币的比值不同 ， 这就使货币的比价关系开始出现 ， 商人和居民买卖商品 ， 就必须要计算各种货币的汇率 ， 因而导致了最早的国际货币 ， 即金本位制概念的产生 ， 使黄金成为当时商人进行国际贸易结算的通用货币 。在这个基础上 ， 出现了货币借贷行为 ， 出现了利率、债权人、债务人、钱庄等等早期的金融概念 ， 商人为了扩大贸易 ， 向钱庄借钱 ， 钱庄与商人签订合约 ， 到期还本付息 。 使金融契约观念开始产生 。 据《周礼》的记载 ， 当时各国出现了质剂证券 。质剂证券是买卖或者借贷的一种凭证 ， 是资本的一种契约形态 。 质券 ， 主要是用来进行奴婢或者牛马一类大宗商品交易的凭证；剂券 ， 主要是用来进行兵器以及珍玩一类小宗商品的交易的凭证 ， 也就是一种买卖的合同 。 这种合同用竹片制作 ， 买卖或者借贷双方将交易或者借贷的内容刻写在上面 ， 然后一分为二 ， 买主或者债权人执右券 ， 卖主或者债务人执左券 。 到期买卖或者借贷双方合同不能履行 ， 发生商务上的纠纷 ， 双方就到“执人”那里去进行诉讼 。 执人就相当于今天的经济法庭 ， 代表国家在规定时间内来对这些诉讼进行立案受理和判决 。 质剂证券的出现 ， 意味着金融契约及信用经济的诞生 ， 意味着资本契约化的开始 ， 表现了法律对金融、商务活动的巨大作用 。 质剂证券具有某种现代经济的意义 。随着商业的繁荣和城市的扩大 ， 市民社会也逐渐形成 ， 信息的交流频繁 ， 商业的竞争也是十分激烈的 。 为了商业的利益 ， 人们就必须要创新和发展 ， 新的思想和文化由此不断出现 ， 国家政治和经济的透明度也就随之而提高 。 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开始确立 。 当官不是当时的唯一出路 。 官本位意识在当时不是非常强烈的 。 而经商发财 ， 却是许多人追求的目标 。 这显然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 。然而 ， 由于秦始皇用暴力手段 ， 迅速地统一了六国之后 ， 制定了一系列的严刑峻法 ， 禁止人口的流动 ， 禁止私人贸易 ， 禁止商品的自由交易 ， 取缔了全国的商品市场 ， 取消了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上的一切国家商业管理机构 ， 扼杀了一切公平和自由竞争的行为 ， 用大刀和长矛将人民压迫在土地上 ， 日出而作 ， 日落而息 ， 丧失一切谋取财富的机会 ， 让人民在对土地的无限依赖中 ， 在封闭的环境中 ， 变得麻木、愚昧和不思进取 。 看起来 ， 国家统一了 ， 市场统一了 ， 可是没有交易的市场只能是一个空壳市场 。几百个国际商业都市 ， 因此衰落了 ， 货币、利率、汇率、债权人、债务人、质剂证券、金融契约等等现代经济的萌芽被扼杀了 。 这是中国历史上野蛮战胜文明的最大的悲剧 。第一 ， 它消灭了自由贸易 ， 促进了官府垄断商业的体制迅速建立 ， 普天之下 ， 没有竞争 ， 没有资本和人的流动 ， 老百姓除了向官府上缴赋税和服劳役之外 ， 一年到头 ， 就在土地上觅食 ， 哪里还知道什么金融贸易？官府除了向老百姓催缴赋税、强迫老百姓服兵役、服劳役并向老百姓巧取豪夺之外 ， 没有别的事可干 。 在这样情况下 ， 现代经济还从何谈起？第二 ， 秦始皇穷兵黩武所导致的大一统 ， 使全中国都成了一个大兵营、大集中营、大监狱 ， 国际贸易完全消失了 ， 国家间的进出口贸易没有了 ， 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不存在了 ， 刚刚萌芽的金本位制和质剂证券等等现代金融消失了 ， 国际市场也取消了 ， 运输货物的码头、货栈、货物中转站、信息交流、娱乐服务、运输货物的交通工具等等这些随着国际贸易兴起而建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设施 ， 还有市场管理机构、商业纠纷的仲裁机构、经济法庭等等 ， 都随之取消了 ， 国际上的各种语言也不需要了 ， 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国 ， 顿时变得死气沉沉 。 就算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 ， 又有什么意义呢？再如车同轨 ， 看起来使全国的路面宽度一致了 ， 方便了车的通行 ， 但是 ， 老百姓都被强制在土地上干活 ， 谁也不能出门 ， 那么 ， 车同轨又有什么作用？如果说有作用 ， 那这种作用 ， 也只是方便皇帝出巡旅游 ， 对强化皇权统治有利而已 。第三 ， 它从根本上确立了以农为本的思想 ， 使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 ， 像一副沉重的枷锁 ， 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商业精神和自由竞争的意识 ， 扼杀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力 ， 使全民族都产生了对商业贸易的反感和对商人的鄙视 ， 使全中国人民都臣服在皇帝和官僚体制的脚下 ， 老老实实地脸朝黄土背朝天 ， 终年耕种 ， 得一碗饭吃 ， 不可能有所作为 。 这样一来就为专制政治奠定了基础 ， 强化了官本位的意识 ， 人们除了千方百计去当官 ， 就没有别的出路 。 官场成为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 。 中国人的人格和心理从此就被扭曲了 ， 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也就成为了官僚政治和官僚文化 。 在这样一种文化生态中成长起来的人 ， 怎么可能具有竞争、自由、民主和创新的意识？没有私有财产的发达 ， 没有获取财富的机会 ， 没有资本 ， 一个人的人格就无法独立 。 而没有独立、自由精神的民族 ， 没有竞争意识的民族 ， 没有多元文明的民族 ， 就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 秦始皇的大统一 ， 就是用强权迫使伟大的中华民族变成一个愚昧的民族 。 蕭建生 ， 历史学者 ， 著有《中国文明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