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组织结构完善是农村发展第一保证
温铁军先生曾就新中国历史做过梳理 , 说 , 伴随新中国建立、工业化和城市化 , 中国经济出现“八次危机” 。 这“八次危机”都被国家转嫁到农村 , 都被广大农村给吸收化解了 。 可以说 , 新中国农村不但是新中国“建国之本” , 也是新中国依托之本 。这思想说新够新的 , 说老也够老的 。 中国这个古老国家 , 几千年来一直是农业国家 , 国家的税收、兵员、衣食 , 主要靠农村农民供给 。 历代中国激烈的改朝换代 , 大都是农民起义军参与完成的 。 而让一个国家政权颠覆 , 只有最上层的核心统治阶级或者最底层的老百姓有这个能力 , 而农民是中坚力量 。 国家中间阶层虽然比上不足 , 但比下有余 , 所以中间阶层向来不是国家主动改朝换代的的动力 , 只是被动的参与者 。 所以温铁军的农村农民是国家建国之本、依托之本说法 , 在中国政治生态里 , 并不新颖 , 但他能够把社会现象进行理论浓缩 , 则是新颖的 。温铁军先生是中国不多的悲天悯人的“三农专家” , 而中国又是一个城市化不高的国家 , 农村和城市的和谐发展与共存 , 才是中国良性发展的第一保证 。 所以如何让农村、农民参与进中国新时期的社会变革 , 直接关系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温铁军的“八次危机”出来后 , 获得了全社会的共识 , 也赢得了国家政策的支持与实践 。但就农业与工业的关系 , 就我的认识来说 , 很多人的认知有点儿错误 。 工业革命后农业与工业越来越分不出彼此 。 农业中的良种化肥水利物流农药等基础资料产品 , 都是工业化产品 , 已经和远古的农业天壤之别了 。 所以说 , 现代农业其实也是工业的分支产品 , 已经和传统农业不可同日而语了 。现代农业虽然和现代工业镶嵌一起了 , 但新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和城市却没有镶嵌一起 。 应该说改革开放成功其实相当程度就是剥削农村的成功 , 是站在农村累累血骨的成功 。 改革开放前 , 城市面积并不大 , 城市的生产资料主要依赖农村供给 。 改革开放前的中央政策 , 为了让农村像城市一样可持续发展 , 农村是按照城市智能克隆布局的 , 城市的金融、物流、工业、卫生 , 农村也有一套 , 只是比较小 , 但却应有尽有 。 每个县、公社都有自己的工农业、每个大队、生产队都有农业副业人群 。 农业和工业在基层互相促进发展 。
改革开放后 , 中国牺牲农村 , 发展城市 。 于是当年乡镇农村“五小企业”熟练工人、技术人才源源不断的供给城市 , 农村的矿产资源 , 以及紧靠城市的乡村被城市几乎无偿的吞噬了 。 要知道 , 对于国家政权来说 , 最大的资源是土地 , 人、矿产不过是土地的附属物而已 。 所以说 , 改革开放的成功 , 是剥削牺牲农村发展的成功 。2019年底的新冠疫情 , 2020年扩展到世界 , 形成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 中国为了能够率先走危机中脱身 , 又开始从农村寻找答案 。近日 , 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主办的浦山讲坛第16期开讲 ,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做“土地之重——解析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主题讲座 。黄奇帆认为 , 耕地是中国人的饭碗所在 , 18亿亩耕地红线必须守住 。 新《土地管理法》不仅不会减少耕地保护 , 反而会增加耕地面积 。 这一次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不亚于80年代农村承包制改革 , 也不亚于90年代初的土地批租市场改革 。 这次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 会在今后数十年产生几十万亿的红利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特殊时刻 , 在投资、消费、出口、就业艰难的时间点 , 把共和国的风险内部转嫁到农村 , 再正常不过了 。 但温铁军的转嫁与黄奇帆的转嫁还是有区别的 。 温铁军一直对于城市成熟、垄断资本与技术下乡 , 是拒绝的 。 说这会迅速形成历代王朝末期的土地兼并垄断后果 , 让农村农民生无着落 , 形成流民大军 , 如果城市不能完全接纳这些富余劳动力 , 或者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 农民工大量失业 , 不能回归农村安身 , 极可能会动摇国家稳定根基 。 但悲天悯人的温铁军为国家和农村农民开出的土地流转、大块种植却是一个失败的政策 。 土地变相的被兼并垄断了 。黄奇帆此时抛出的这个思想 , 算是非常规思想 , 也是温铁军拒绝实行的政策 。 毕竟特殊时期需要特殊政策 。 黄奇帆的政策就是城市资本下乡 。
不审时宽严皆误 , 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方法 , 不能说黄奇帆的方法是错误的 。 毕竟目前是西方国家和中国斗争的特殊时期 。 只有中国快速复工、复兴 , 让中国与西方国家形成巨大的国力代差 , 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 美欧国家力量般的悬殊 , 西方国家才会愿意做中国的差役与助手 , 东西方国家才可能和平权利交接 , 不用兵戎相见 。这个社会的竞争靠的是团结 , 向来团结越紧 , 团体越大 , 越能碾压对手 。 乌合之众再多 , 在超级团结的团体眼里 , 都不是对手的 。 改革开放后的国策 , 恰恰是对城市政策倾斜 , 让他们向心力更强;对农村政策打压 , 改革开放前的五小企业在改革开放早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 救助差点破产的“洋跃进”国策导致的政策失败后 , 却被国家政策肢解了 , 被城市资本兼并了 。 农村进一步破落凋敝 , 由于缺少国家政策支持和农村乡镇企业的进一步破产 , 早年建立的乡村基层组织更加不堪 , 农民各自为战 , 互不隶属 , 成为乌合之众 。 不得不去城市依附生存 。这次的新冠疫情说明 , 盲目的城市化是不可取的 , 遇到天灾人祸 , 城市过于庞大 , 国家受难 , 灾殃太重 。 发展城市化 , 远不如城镇化更为健康 。想城镇化良性发展 , 与城市化互补 , 需要重建城镇的基层组织机构 , 重建服务城镇的金融、工业、物流、卫生 , 在二元结构里 , 让农村发展 , 或者按照团体间合作 , 与城市进行互补的双向发展 。 这样就达到甚至超过温铁军先生期望的日本农业模式 。农业农村农民是国家建国之本、立国之本 , 农业农村农民安 , 则国家安 , 农业农村农民兴 , 则国家兴 。 所以 , 国家对“三农问题”探索就是对国家长治久安的探索 , 任何有益于“三农问题”发展 , 都是值得试探投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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