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 |“新基建”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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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5G、数据中心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 将进一步激发经济发展潜能 ， 推动转型发展、创新发展 ， 成为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重要支撑 ， 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 。 同时 ， 数字基建、智慧基建带来的新技术“加持” ， 也将为提升治理能力提供有效途径、有力抓手 。
【李迅雷 |“新基建”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新基建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哪些重大意义？如何结合新基建切实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 增强制度执行力和调控科学性？日前 ，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等在《学术前沿》杂志撰文指出 ， 就经济领域而言 ，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的关键是要实现政策的“精准调控” ， 这对决策所依靠的数据精度、结构、维度等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 以5G、数据中心为代表的新基建对于数据收集、处理、分析的几何级提升 ， 为解决这一问题开辟了新的道路：
5G和数据中心等新基建对于数据获取、传输、分析的根本性变革 ， 可在技术上助力实现“调节过高收入 ， 清理规范隐性收入”；
数据中心可以采集大量客观真实的数据 ， 通过数据共享大大提高以往靠职能部门报送基础信息统计的精确性 ， 增强消费调控政策“乘数效应”；
新基建的发展使得以数字信息化多维度模型认定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企业成为可能 ， 也有利于破解科技企业与公众间的“信息不对称” ， 逐步形成注重科研创新、工匠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社会氛围 。
新基建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应用 ， 提供了培育应用场景、用户习惯和人才梯队的重要舞台 。 二者协力发展 ， 互相解决彼此“痛点” ， 形成新的商业模式、正向循环和发展动能 ， 共同促进中国经济向着高质量发展稳定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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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必须完整理解和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
就经济领域而言 ， 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 。 从政策手段和对象上看 ， 与注重速度的发展更加依靠“总量型”政策相比 ， 实现高质量发展最重要区别在于需要更注重针对不同细分主体的“精准施策” 。
在传统手段下 ， 为了更好了解不同主体的差异以更精准实施相关政策 ， 往往依靠政府和相关机构工作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等统计研究 。 一方面 ， 会较大加重基层人员的工作负担 ， 甚至在部分地区演变为“文山会海” ， 比如：中西部某些贫困村为统计精准扶贫人数 ， 一年在材料打印上就花费了不低于2万元；另一方面 ， 在“精准型”数据所需的审计、核查手段成本较高的条件下 ， 逐利天性驱使部分机构“表里不一” ， 比如：北京和江西多家银行采取“大拆小”的方法 ， 通过分散、多笔贷给多人的方式 ， 将小微企业专项贷款资金最终流向了大型企业 。
上述问题都说明 ， 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下“精准施策”的效果 ， 获取、挖掘、研究更加多元化、精细化、便利化 ， 且低成本、高频次、可核查的新型数据已迫在眉睫 。
新基建是新形势下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增长点和突破口 。 近期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着重强调 ， 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 与传统基建相比 ， “数据化”“智能化”是新基建最重要的特征：5G对于数据传播效率的质变、物联网下不同维度海量数据的产生、大数据中心对各类非结构化数据的实时分析和深度挖掘 ， 这些使得精准施策成为可能 。
同时 ， 对于新基建本身而言 ， 应用场景及市场需求的培育是决定新基建本身投资成败的关键因素 。 由于当前4G网速已与家用WIFI速度接近 ， 5G在推广过程中 ， 很难直接套用2G至4G普及过程中的常规模式——移动端替代PC端实现泛娱乐生活 ， 必须培育全新的应用场景 。 这就要求培育用户、特别是企业用户全新的使用习惯 。 仅依靠市场自发力量耗时过久 ， 难以在短期对产业带来“乘数效应” ， 这是全球5G推广中各国普遍面临的难点 。
国家治理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精细化数据和精准化施策 ， 为5G、数据中心等为代表的新基建带来了发展机遇 。 政府在本身加速部署的同时 ， 引领居民和企业培育使用习惯 ， 并以此为基础 ， 进一步提升包括模型开发、人才储备等在内的商业化能力 。 本文将通过三个问题进行具体阐述 。
01助力实现“调节过高收入 ，
清理规范隐性收入”
与国际社会相比 ， 我国税收是以间接税为主 ， 主要由企业纳税 。 2018年税收收入为15.6万亿 ， 企业税收占据了税收总量的近九成 。 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对过高收入阶层征税效果欠佳 ， 若对低收入群体实施更大力度的转移支付意味着：要么需要增加中产阶层和企业的税负 ， 这将进一步加大两者负担 ， 并对制造业和消费产生影响；要么来自财政拨款 ， 这将进一步加大政府财政负担 。
这一现象背后除了直接税等税种占比较低外 ， 更深层的原因是我国居民高收入阶层中隐性收入占比较高 。 由于隐性收入本身信息采集较为困难 ， 且具有波动较大等特征 ， 传统口径下 ， 高收入人群收入的实际税负远低于名义税负 ， 不利于实现“调节过高收入 ， 清理规范隐性收入” 。
5G和数据中心等新基建对于数据获取、传输、分析的根本性变革 ， 为破局上述困境提供了条件 。 首先 ， 要加强税务部门与外汇交易金融监管机构的数据资源共享 ， 与此同时 ， 提升税收分析大数据运用水平 ， 构建数据之间的逻辑勾稽关系 ， 强化税收信用体系分析的效能；其次 ， 企业财务、产权交易各环节全方位、全过程联网 ， 统筹梳理、挖掘不同主体间各类产权关系 ， 为跨区域、跨行业协作的税收管理提供信息支撑 。
新基建对于“隐性收入”显性化的识别一旦完成 ， 实际上也就完成了对于高净值人群的准确定位 。 这不仅对于政府再分配调控等政策有重要意义 ， 对于探索各人群消费需求 ， 从供给端提高生产效率 ， 丰富定制化产品等亦有重要商业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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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搭建精细化基础数据库 ，
增强消费调控政策“乘数效应”
当前 ， 我国经济的引擎正日益由出口、投资转向以消费为主的内需 ， 过去五年消费在我国GDP增长中贡献攀升至57.8% 。 而消费的主体是财富和消费能力差异明显的居民群体 ， 由此为消费刺激政策精准化实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经济治理基础数据库能否及时、准确反映社会整体和结构上的变化 ， 对于调控政策的制定及效果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 近年来 ， 伴随电商平台等互联网消费模式的普及、居民消费从实物型到服务型的升级 ， 聚焦于传统货物零售的统计数据正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失真” 。
例如 ， 2018年最终消费支出的实际增速从7.4%提升至9.5% ， 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际增速反而从9.02%下降至为6.9% ， 而对线上消费数据的统计范围明显落后于直播带货、社交零售等新消费模式变化 。 同时 ， 不同群体的收入分化在加大 ， 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支出结构变化差异性也在加大 ， 以传统社会消费品零售采取对限额以上单位调查的统计方式已经不能精细化反应不同区域的消费结构及特征 。
新基建为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数据中心可以采集大量客观真实的数据 ， 大大提高以往靠职能部门报送基础信息统计的精确性 。
统计局可以借助各地正积极筹建的数据中心 ， 搭建更加精细化的经济基础数据库 ， 利用物联网及线上数据等对居民真实消费情况进行动态智能化统计 ， 改进对社会零售品消费规模的统计方法 。 在对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的消费能力、偏好进行准确摸底的基础上 ， 借助最新的传播媒介进行消费券的“差异化”投放 ， 这样 ， 消费券等财政刺激的“乘数效应”将明显放大 。
例如：今年五一期间上海市政府举办的线上“五五购物节” ， 借助阿里巴巴、拼多多、苏宁易购等电商平台及网红推介 ， 上海消费支付总额在24小时内已达156.8亿元 ， 获得了上海地区的消费“回血” 。 进一步 ， 在精细化数据库构建过程中 ， 精细化数据的模型构建、人才梯队也会逐步发展起来 。 这又为互联网平台更有针对性的商业模式开发提供了基础 ， 从而形成新基建产出效应的正向循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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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多维度甄别关键核心技术 ，
培育企业创新氛围
由于我国目前整体融资仍然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 ，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更加倾向于将资金分配至重资产、现金流稳健的企业 。 近年来 ， 我国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 ， 并鼓励银行、保险等机构的资金更多向科技型企业倾斜 ， 试图疏通资金的传导困境 。
如何在传统的资产、收入、利润规模之外 ， 寻找衡量企业真实创新能力的可靠指标始终是一个难题 。 目前的做法是 ， 鼓励金融机构更多的考虑企业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专利数量等数据 。 然而 ， 专利的数量不等于质量 ， 且研发投入占比本身并不能全面衡量企业的真实创新能力 。 以国际科技巨头苹果为例 ， 其在Forbes评选的全球研发投入排行榜中 ， 苹果仅为列第18位 ， 但在创新企业榜单中则位居首席 。
把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作为单一维度来衡量科技企业的创新能力的弊端在于 ， 以往许多企业在会计账目中把政府向企业资助计入研发支持 ， 部分企业获得政府资助后购置高端设备 ， 并没有提高研发试验的人才投入 ， 而其中研发补贴收入在会计分录的勾稽中变形运用至管理费用 。
而以专利数量来衡量创新能力的弊端在于 ， 部分企业会申请含金量较低的专利“凑数” 。 一旦很多“伪创新”企业被不甚合理的指标定义为核心技术企业 ， 因而享受到“高溢价” ， 不仅会助长部分企业的投机心理 ， 挫伤真正“埋头做事”的企业积极性 ， 形成“逆向淘汰” 。 甚至会助推一、二级资本市场泡沫 ， 加速资金“脱实向虚” 。
新基建的发展使得以数字信息化多维度模型认定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企业成为可能：依托新基建下大数据实时处理能力 ， 借助全社会及专家力量对企业关键技术创新进行实时监督与反馈 ， 并综合运用研发投入、工程技术人才水平、专利数量比重、专利的质量分级及技术市场推广等多维度数据模型 ， 而更好的鉴别企业真实的科技创新能力 。
新基建对关键核心技术的多维度甄别 ， 除了帮助政府对科技企业精准施策外 ， 也有利于破解科技企业与公众间的“信息不对称” ， 提升一、二级市场对科技价值的定价效率 ， 并逐步形成注重科研创新、工匠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社会氛围 。
总之 ， 就经济领域而言 ，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的关键是要实现政策的“精准调控” ， 这对决策所依靠的数据精度、结构、维度等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 以5G、数据中心为代表的新基建对于数据收集、处理、分析的几何级提升 ， 为解决这一问题开辟了新的道路 。
新基建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应用 ， 提供了培育应用场景、用户习惯和人才梯队的重要舞台 。 二者协力发展 ， 互相解决彼此“痛点” ， 形成新的商业模式、正向循环和发展动能 ， 共同促进中国经济向着高质量发展稳定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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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 ， 中泰证券策略分析师徐驰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0年5月（下）（数字化优先出版） ， 微信有删节
新媒体编辑：李思琪
视觉：王洋
注：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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