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活着”走出了芝加哥大学的方庭( 三 )
在象牙塔里读书的时候 ， 总有许多理想主义色彩很浓厚的想法 ， 对自己研究的中国法律职业也有一些不切实际的价值判断 ， 但经过了一年的调查 ， 我不但真正理解了关于这个职业的各种实际问题 ， 而且终于开始明白 ， 作为一个学者 ， 自己的研究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 。坦率地讲 ， 把中国法律职业的现状扎扎实实地解释清楚 ， 比拍拍脑袋胡乱“开药方”要更有意义 。
灯光 ， 在隧道尽头从田野中回到象牙塔之后 ， 我又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才完成了博士论文 。论文写到最后几个月的时候 ， 我每天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死亡恐惧 ， 生怕自己某一天出了什么事故 ， 多年的努力就毁于一旦了 。后来我和几位也在写博士论文的同学交流 ， 发现他们其实也有同样的感觉 ， 把自己二十多岁的宝贵年华奉献出来认真做一项研究 ， 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的 ， 患得患失者大有人在 ， 打退堂鼓者更是不计其数 。所以 ， 现在每当有学生向我咨询申请社会学博士（Ph.D.）项目的问题时 ， 我都会给他们一句诚实的忠告：除非有一个研究题目 ， 能让你热爱到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出来 ， 在一种接近赤贫的状态下生活七年以上 ， 否则就根本不要申请 。我想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 ， 大学还没毕业就找到了这样一个题目 ， 而且后来一直没有变过 ， 七年的博士学习期间也几乎没有彷徨过 。芝大每年开学时 ， 阿伯特教授都要给他带的所有研究生写一封邮件 ， 邮件的最后他总会提到：“灯光在隧道的尽头”（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 然后告诉我们 ， 今年又有哪几位师兄师姐博士毕业了 。这个英文里很常见的比喻 ， 用在博士生身上实在是恰切 ， 因为这个隧道的确很长 ， 一不小心就会陷入一片黑暗 ， 看不到灯光 。而当日历终于翻到了我博士论文答辩的日子 ， 我才猛然发现 ， 自己离那多年来在眼前或隐或现的神秘灯光已经如此之近了 。
按照答辩惯例 ， 博士论文委员会的三位成员要先对论文进行讨论 ， 而我则焦急地坐在那间博士论文室的门口 ， 独自想象着 ， 那扇紧闭的门后面 ， 他们究竟在说着什么 。几分钟之后 ， 门打开了 ， 阿伯特教授一副开玩笑的口吻说：“你知道吗？三十年前我在这里答辩的时候 ， 我的导师让我坐在窗边 ， 他说 ， 万一你没通过答辩的话 ， 可以直接从窗口跳下去 。 ”一个多小时之后 ， 窗口还是紧闭着 ， 我如释重负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 阿伯特教授打开了事先准备好的一瓶香槟酒 ， 四个人举杯相庆 。 那瓶香槟酒的瓶子 ， 至今还保存在我家的客厅里 。就这样 ， 我“活着”走出了方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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