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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抗战胜利前后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之研究( 五 )


【#日军#抗战胜利前后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之研究】日本在战争结束前夕与国共双方寻求“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 ， 即在寻求与重庆国民政府全面“和平”解决的同时 ， 不放弃寻求与中共的局部“和平”解决 ， 说明日本已认识到全盘形势对己不利 ， 在同盟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 ， 其作战力量和战争潜力已有捉襟见肘、难以应付之感 ， 因此希望尽可能从中国大陆战场脱身 ， 以准备“本土决战”并应付苏联可能的进攻 。 但日本的不智在于 ， 他们对自己在中国战场的军事力量仍然做了过高的估计 ， 对战场大势仍然缺乏十分清醒的认识 ， 对同盟国的战争目标也缺乏可靠的情报和准确的判断 ， 还指望以基本恢复卢沟桥事变前之态势而“和平”解决中国问题 ， 并坚持维持所谓日“满”华三方“共存共荣”的体制安排 。 殊不知在同盟国完全摧毁德日意法西斯力量的总体战争目标之下 ， 中国此时的作战目标 ， 已经远非恢复卢沟桥事变前之态势所可满足 ， 也非收回东北所可止步 ， 而是以收回甲午战后丧失于日本侵略的所有权益 ， 包括收回台湾为目标 。 因此 ， 日本所可提出的“和平”条件 ， 在日方认为已经是“重大让步” ， 但在中方则不屑一顾 ， 根本不可能接受 ， 难怪今井武夫有“雷击般地震惊”之感叹 。 所谓时移势易 ， 此时日本已失去了向中国提条件的资格与可能 ， 而是中国将在战争结束后参加同盟国对日本的彻底清算 。 国共两方在战争结束前夕与日本的接触 ， 主要目的均在“摸底” ， 并为己方谋求战争结束时之更大利益 ， 而非与日方商谈什么“和平”条件 ， 日本“和平”解决中国问题之企图不能实现自属必然 。
三、着眼于战后之国共角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 ， 日军大势已去之情况下 ， 中国内部政治情势的发展亦有若干值得注意的动向 ， 尤其是国共之争趋于激化和表面化 ， 双方均在为战后角逐而未雨绸缪 。
由于对日抗战而实现之第二次国共合作 ， 因国共双方之诸多利益差别 ， 始终处于某种不稳定状态之中 。 1944年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攻势作战 ， 一方面暴露了国民政府统治的重大缺失及其部分军队的不堪一击 ， 引来了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广泛批评 ， 对国民政府统治的稳固为一大打击；另一方面 ， 以平汉、粤汉铁路为分界线 ， 日军进攻后的中国大陆战场被自然划分为东西两大块 ， 国民政府军队基本位于此线之西 ， 部分位于此线之东的军队呈孤立分布 ， 从而在军事上暴露出重大弱点 。 中共敏锐地观察到此种情势变化 ， 做出一系列政治军事部署 ， 力求将此种情势变化引向与己有利之方面 ， 增加自身实力 ， 为战后与国民党必不可免之争夺打下坚实的基础 。
1944年4月中旬 ， 日军开始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攻势 ， 国民政府军队在河南前线表现甚差 。 5月21日 ，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报告中认为 ， “国民党太不行” ， “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 ， 国民党与共产党力量的对比也会起变化 。 ”6月7日 ， 毛泽东又在六届七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发言时指出日军进攻将造成的四种变化 ， 而无论哪一种变化均是以国民党大大削弱为结局 ， 提出中共应在对日反攻中争取起决定作用 。 与此相适应 ， 中共在5月举行的国共西安谈判中 ， 就调整两党关系提出了新的建议 ， 核心在要求国民党承认中共的政治军事地位 ， 提高了中共在若干问题上的要价 。 随后中共又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统治、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 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运动 ， 表现出突破国民党统治既定架构 ， 与国民党争夺战后中国政治主导权之意图 。 在这些举措之外 ， 中共还在酝酿并实行军事战略的调整 ， 企望为自己在战后的发展确立巩固无疑之主动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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