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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抗战胜利前后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之研究( 二 )


随着盟军战线日渐逼近日本本土的现实 ， 日本大本营不得不筹划以本土防卫为核心的作战方案 ， 为此要求中国派遣军加强对中国东南沿海方向的戒备 ， 防备美军可能的登陆作战 。 日军参谋部认为：“说此次大东亚战争胜败之关键 ， 在于大陆作战能否成功 ， 并非夸大 。 ”但中国派遣军方面与此判断有别 。 由冈村宁次统领的中国派遣军是当时日军各主要战区中战力保持相对完整的部队 ， 仍有逞强求战的本钱 ， 他们认为：“本年(1945年)中期前是各个击破重庆军的好机会 。 因为在一号作战中 ， 重庆军的损失和混乱都很严重 。 ”因此他们主张“要正视大陆作战的形势 ， 不可一味进行防守作战” ， 而应“抓住目前战略政略上的最后良机 ， 以异常的决心覆灭敌抗战根据地四川要地 ， 扼重庆军总反攻于未然 ， 迫使重庆政权崩溃 ， 俾能有助于指导战争全局 。 ”否则 ， 重庆军“在本年中期以后可以开始总反攻”；而“万一不能击败重庆军 ， 帝国即不能再维持下去 。 ”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 ， 认为“进攻四川作战的设想虽不无道理 ， 但鉴于帝国全盘战略态势及国力现状 ， 在对付主敌美军关系上 ， 同时实施两面作战 ， 是不可能的 ， 因此 ， 希望派遣军能专心为对美作战加强东南中国方面的战备 。 ”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也指示“力求促进和加强东南中国正面的防备事宜” ， 但为调和中国派遣军方面的求战心 ， 他又提出“对西面重庆方面 ， 要采取挺进游击 ， 希能攻占芷江一带 ， 以之作为这一行动的据点 。 ”双方相商的结果各有妥协 。 1945年1月22日 ， 日本大本营和参谋部指示中国派遣军：“要把加强战备的重点保持在中国中南部 ， 特别是长江下游要域”；同时 ， “要加强对重庆势力的压迫 ， 击败敌之战力 ， 并结合政治谋略措施促使其衰亡”；实际认可了中国派遣军对重庆方面采取一定的攻势行动 。
日本中国派遣军坚持实行西进作战 ， 是因为他们判断：“纵令同时出现中国东南沿海作战和内地作战 ， 也不可能在中国东南决战 ， 因而派遣军要专心于西进作战 ， 以获取决定性胜利战果 。 ”因此企图以西进进一步摧毁中国军力 ， 改善并稳固日军态势 。 他们对东南决战不可行的判断大体准确 ， 但他们对日军战力估计过高 ， 而对中国军队战力估计过低 ， 因此对西进成效的估计过于乐观 。 实际上 ， 在度过了1944年的困难之后 ， 中国军队的战力正处于恢复之中 ， 经过美式装备训练的部队正被陆续调往华中前线 ， 进一步增加了中方战力 。 而日军经过1944年的大规模作战 ， “各兵团的战力急剧下降 ， 在恢复方面 ， 需要相当时日 。 ”预定担任进攻四川任务的第六方面军认为：“向重庆进军 ， 实在是毫无道理” ， 因为现在“第一线的师团 ， 只相当于一个联队的战斗力 。 ”方面军参谋长唐川甚至抱怨 ， 对四川作战“是把全员投向死地” ， “根本不考虑隶下部队有无那样强烈的意志” 。 何况在美军已完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 ， 日军的交通补给日渐困难 ， 对再度发动大规模进攻实际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 其后作战的结果亦证实了这一点 。
为达成破坏美国空军基地 ， 并为进攻四川打开门户之目的 ， 1945年3月下旬 ， 日军发起鄂西北豫西南作战 ， 至4月上旬占领了鄂西北襄阳、老河口和豫西南南阳 ， 此后即无新的进展 。 4月中旬 ， 日军发动在中国大陆战场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湘西作战 ， 但在雪峰山一线遭遇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和反击 ， 迫使其不得不收缩后退 ， 至6月初恢复了战前态势 。 此次湘西作战 ， 中国军队“于会战前 ， 预选要点 ， 构筑工事 ， 屯备粮弹 。 会战间 ， 选拔精练部队 ， 担任守备 ， 用以吸引消耗敌较大之兵力 ， 并始终控制敌之主要交通线 。 我军主力 ， 则控置于适当地点 ， 依机动 ， 以尾击、夹击、截击、围击诸战法 ， 对狂妄渗入之敌 ， 实施局部攻势 ， 而予以各个击破 。 并乘敌主力攻势顿挫之际 ， 全线转移攻势 ， 敌伤亡惨重 ， 侧背危殆 ， 遂致溃败 。 ”湘西作战表现出日军进攻已是强弩之末 ， 中国军队的战力有较大改观 ， 尤其是中美空军已占据绝对优势 ， 日军战场运动甚受威胁 ， 日军进攻四川的计划实际已不可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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