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陈佳臻:元朝统一前六部设置考( 五 )


此外 , 据《元史·马亨传》载 , 至元“七年 , 立尚书省 , 仍以亨为尚书 , 领左部” , 继续担任左三部尚书的马亨亦提出意见 , 反对尚书省进一步揽权:“尚书省专领金谷百工之事 , 其铨选宜归中书 , 以示无滥 。 ”可见尚书省建立时 , 中书省左、右三部的建置仍然存在 。
不过 , 尚书省及下属尚书六部的体系也仅维持了近两年 。 至元八年(1271年)十二月 , 忽必烈诏将尚书省并入中书省 , 次年正月实行 。 伴随此次机构合并 , 尚书六部亦归入中书省 , 与左、右三部一起再次省并为吏礼、户、兵刑、工四部 , 史载 , “省六部为四 , 改称中书” 。 《元典章》中有大量至元九年到十三年处理部门为兵刑部的案例 , 可以为证 。 此外 , 据《元史·张昉传》载 , 其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曾出任兵刑部尚书 , 《广东按察副使王纲墓神道碑铭》载墓主王纲曾于至元十一年出任兵刑部员外郎 , 《刘文简公祠堂记》亦载刘敏中曾于至元十一年“历兵刑部主事” , 皆可为旁证 。 四部体系的再次重建 , 一直运作到至元十三年 。
至元十三年 , 元军亡宋 , 南北统一 , 中书省下属四部再次改为六部 , 此后一直延续到元末 , 未再变更 。 此次官制变更的原因 , 或与平宋以后的录功、收纳南宋降臣等需求有关 。 尽管史无明载 , 但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可以看出 , 四部改回六部应是在宋元战争的最后阶段完成的 。 四部变回六部 , 能够增加官位以安排有功者 。 在元朝征伐南宋的过程中 , 大量官员活跃在宋元战场和善后事务中 , 其中如行户部、行工部等 , 是为战争而临时设置的部门 , 战事结束后就需要裁撤 , 原先负责的官员也需要得到妥善安置 。 尽管未见史料明确记载这些部门最后的处置方式 , 但到了至元十三年 , 临安投降 , 南方大规模的战争已基本停止 , 这些为战争需要而设立的部门自然也会渐次取消 。 另外 , 一些投降过来的南宋官员 , 也必须按照其原先在南宋的级别给予相应待遇 , 如至元十二年(宋德祐元年 , 1275年)宋朝权刑部尚书吕师夔投降后 , 就被改授兵部尚书 , 并令随军攻取江西 。 种种情况使得元朝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 , 都必须增设更多的职位以待有功者 。
至元十四年(1277年)前后 , “朝廷录平宋功 , 迁至宰相执政者二十余人 , 因议更定官制” 。 实际上 , 录平宋功的人数显然要远超此引文中提到的人数 。 据《元朝名臣事略》载 , 仅阿里海涯的“省幕戎麾 , 与所受降” , 就有“登宰相者有二……平章十二……右丞四……左丞四……参政十三” , 逞论其他品级更低的有功者 。 此次更定官制 , 当不只与建立江南官制有关 。 王磐对“更定官制”所提出的建议是 , “宜加散官 , 或赐以五等爵号” , 这显然是针对全国而言的 , 并非仅局限于江南官制 。 且就阿里海涯麾下应录功提拔的人群看 , 大量官员本身就来自中央 , 在彻底平定南宋后 , 其任职也多不在江南 , 有传者如李庭、何玮等 , 都在至元十四年前后回到了北方 。 王磐的建议亦未被采纳 , 朝廷授官仍以职事官相许 , 因此即使四部变六部 , 也远远无法满足一时的授官需求 , 故在至元十六年(1279年)前后胡祗遹曾言:“即今六部尚书八九员 , 侍郎、郎中、员外郎及一二宣慰使七八员 , 同知、副使各一人 , 正如人二身八首而一足 , 贻笑千载 。 ”
三、元初行六部问题辨析
元初行六部与六部之间本无联系 , 因其名字过于接近 , 以至于后来的治史者容易混淆 , 出现如下文点校之讹误 , 或将马月合乃的“行部尚书”误改为“刑部尚书”之类的错误 , 故本节拟予辨析 。
行六部是金代到元初的一种地方官职 , 《金史》中不乏记载 。 金朝行六部的设置与其行尚书省的设置密不可分 , 主要职能是为行省提供军需物资 , 并主持行省辖区内与民生相关的各种经济事务 。 这一设置后来为大蒙古国所继承 , 主要职能亦与金朝类似 。 如史天泽的父亲史秉直在投降蒙古后 , 便为“行尚书六部事” , 协助木华黎筹措军需供应 , “主馈饷 , 军中未尝乏绝” 。 另一“行六部事”的官员赛典赤·赡思丁 , 亦在宪宗伐蜀时“主馈饷 , 供亿未尝阙乏” 。 可见 , 到了大蒙古国时期 , 行六部的基本职能仍与筹措军需相关 。 此后 , 随着大蒙古国在中原地区统治的稳定 , 行六部的职能进一步拓展到与民生相关的各种经济事务 , 如王恽《中堂事记》中载 , “初 , 行六部所会东平路民赋帐册 , 或有言未尽者 , 堂议欲覆实之” , 表明行六部确已涉及民生等经济事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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