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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陈佳臻：元朝统一前六部设置考( 六 )


那么 ， 行六部在大蒙古国时期是否等于当时的行尚书省？唐长孺在《蒙元前期汉文人进用之途径及其中枢组织》一文中认为 ， “所谓行六部于燕疑即行尚书省事 ， 亦即燕京之断事官或札鲁火赤也” 。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起源与演化论述》则认为 ， 行六部并不等于行尚书省 ， 而是当时尚书省之下的“分曹属官”而已 。 姚大力《从“大断事官”制到中书省——论元初中枢机构的体制演变》一文结合域外史料 ， 也指出 ， 所谓“行六部”实际上指代的是“大必阇赤” ， 而非“大断事官” ， 即行六部不等于行尚书省 。 事实上 ， 如果把关于大蒙古国时期行六部为数不多的记载拿出来对比 ， 便可知道 ， 行六部与行尚书省确非一职 。
例证之一为上文提及的赛典赤·赡思丁 。 《元史》本传关于赛典赤的记载是 ， “宪宗即位 ， 命同塔剌浑行六部事” ， 而《本纪》部分却称宪宗“以牙剌瓦赤、不只儿、斡鲁不、睹答儿等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 ， 赛典赤、匿昝马丁佐之” 。 “不只儿”即为“布智儿” ， 从《元史·布智儿传》的“宪宗以布智儿为大都行天下诸路也可札鲁忽赤”的说法看 ， 不只儿所谓的“行尚书省事” ， 即为“札鲁忽赤” ， 亦即“断事官” 。 其时燕京尚未称“大都” ， 此一提法当为后人所加 。 而“行天下诸路”的表述亦间接印证：此时的燕京行尚书省辖境已覆盖当时蒙古所统治的中原地区 。 依此看来 ， 前述几位“行尚书省事”的官员 ， 其实是宪宗蒙哥从和林派来的“札鲁忽赤” 。 而赛典赤和匿昝马丁不是“行尚书省事”之人 ， 仅是“佐之” ， 可知其所谓“行六部事”者 ， 不过是辅佐“行尚书省事”者而已 。
例证之二为马月合乃 。 王恽《中堂事记》中称其为“前行部尚书” ， 即曾经充任行六部尚书一职 。 而在其曾孙马祖常所撰的“神道碑”中 ， 马月合乃的职务为“赞断事官事” 。 唐长孺据此认为 ， “行六部即断事官矣” 。 实际上 ， 这是唐先生的一个误解 。 按“神道碑”所记 ， 马月合乃的职务是“赞断事官事” ， 并非“断事官”本身 ， “赞”更多是参赞、辅佐之意 。 这一点 ， 《元史》列传中的记载更为明确 ， 称马月合乃“赞卜只儿断事官事” ， 表明其与赛典赤等一样 ， 仅仅为辅佐角色 。 以此观之 ， 元初行六部官员是断事官下的参赞人员 ， 与六部毫无关系 。
四、探究元初六部设置的意义
弄清元初六部的变化情况 ， 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六部变迁和解读史料 。 以张雄飞为例 。 史载 ， 张雄飞在至元七年前因抵制设立尚书省而出为同知京兆总管府事 ， 至元七年之后到至元十四年前曾任兵部尚书 ， 后因忤阿合马 ， 出为“澧州安抚使” 。 实际上 ， 张雄飞任职的是兵刑部尚书而非兵部尚书 。 据其本传记载 ， 张雄飞在任兵部尚书期间 ， 阿合马多次要求他配合罗织政敌罪名 ， 甚至处政敌以死刑 。 如阿合马“与亦麻都丁有隙” ， 希望罗织其罪；又有秦长卿、刘仲泽“忤阿合马” ， 欲下狱杀之等事 ， 阿合马都要求张雄飞配合 ， 甚至许以“诚能杀此三人 ， 当以参政相处”的高官 。 如果张雄飞仅仅是兵部尚书 ， 那么他在刑狱方面不当有这么大的干预权 ， 是以知 ， 此时的张雄飞应为兵刑部尚书而非兵部尚书 ， 故在司法上有一定的决定权 。 且据前论 ， 至元九年到十三年间 ， 元朝中央六部实行四部体系 ， 故张雄飞的兵部尚书有误载之嫌 ， 其实际职务当为兵刑部尚书 。
此外 ， 这一探究还可以为一些校订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 如《元典章》中的“毛段上休织金”一则 ， 沈刻本的时间作“中统二年三月十五日” ， 《通制条格》显示为“九月” ， 处理部门为右三部 ， 依上述时间来看 ， 当以《通制条格》的时间为是 ， 因为三月十五日尚未有左、右三部建置 。 又如 ， 《元典章》中有“误打死人”“杀死娟女”“军殴县令”“品官相殴”“犯奸放火”五个案件 ， 均署为至元五年尚书刑部处理的案件 ， 但从前文的分析来看 ， 至元五年是不可能存在尚书省下属的刑部机构 ， 故而这几则记载必定有误 ， 且很大可能是时间记载上出错 ， 因为至元五年的时候 ， 还不可能有人预先知道几年后会出现刑部归尚书省管辖的情况 。 此外 ， 《通制条格》卷十九《捕亡》中有“追捕”一目 ， 其中一则案例的处理时间和部门分别是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中书兵刑部 ， 根据前文 ， 这样的记载也必定有误 ， 因为至元二十三年不可能存在兵刑部的建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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