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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封建”问题的来龙去脉

冯天瑜：“封建”问题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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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夏 ， 笔者访学德国 ， 曾乘船旅行于山川如画的莱因河中游 ， 舟行间 ， 只见两岸每距二、三十公里的苍翠峰峦 ， 多有灰色城堡耸立 ， 它们或者已是断壁残垣 ， 或者还保持着巍峨壮丽的旧观 。 这正是西欧中世纪诸侯林立的封建社会的物质遗存 。 面对此景 ， 近二十年来一直思考着的“封建”概念辨析问题 ， 骤然齐集心头 。
“封建”本为表述中国古代政制的汉字旧名 ， 意谓“封土建国”、“封爵建藩” ， 近代以前在汉字文化圈诸国（中、越、朝、日）未生异意 。 19世纪中叶西力东渐以降 ， 日中两国先后以“封建”对译西洋史学术语feudalism（封土封臣、采邑领主） ， 衍为一个表述普世性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的新名 。
“封建”一词经历了概念的古今转换和中西移植 ， 日本因素也参与其内 ， 马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深化了此一术语的涵义 。 “封建”作为近现代概念史上的重要案例和历史分期的关键环节 ， 释义纷纭 ， 展现了思想文化领域错综复杂的演绎状况 ， 其成败得失与历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相关联 ， 故对其考索探究、阐微决疑 ， 既非细事 ， 也非易事 。
【冯天瑜：“封建”问题的来龙去脉】近代以降 ， 汉字文化圈在对译西洋术语时 ， 取音译、意译两法 。 音译所用汉字扬弃了字意 ， 仅存字音 ， 起着拼音符号作用 ， 以模拟原语的读音 ， 如以“逻辑”译logic ， 以“布尔乔亚”译bourgeoisie 。 音译不会引起词义错位 ， 但也未能给译词提供意义支撑 ， 其含义只能在词形以外另加诠释 。 然而 ， 汉字是表意文字 ， 一个汉字不仅有语音 ， 还有语意 ， 包蕴着文化内涵 ， 掌握汉字文化的人更倾向于用意译方式推介外来词 。
所谓意译 ， 指按外来语的构词词素 ， 将字面意转换成相应的汉语表述 ， 如上举两例英语词logic（逻辑）和bourgeoisie（布尔乔亚） ， 又意译为“论理学”和“资产阶级” ， 可由词形窥探内涵 ， 从而为译词提供意义支撑 ， 意译的优长即在于此 ， 掌握汉字文化的人可以观文索义 ， 易于理解 。 当然 ， 望文生义也可能诱发歧解 ， 这是由汉语的一词多意性和汉字的多种构词法造成的 。
意译又分两种 ， 一是创建新词以对译西洋术语 ， 如“哲学”、“美学”、“体育”、“义务”等等便是新创意译词 。 二是借用汉语旧名对译西方术语 ， 中国人更习惯于此法 。 以旧名译外来术语从而衍为新名的成功之作不少 ， 如“伦理、政治、范畴、机器、权利、物理”等等便是 。 言其“成功” ， 是由于它们较好地实现了古今义的因革、中外义的对接 。 如“物理” ， 作为汉语旧名 ， 本义“万物之理” ， 自明清之际至近代 ， 中日两国借以翻译Physics ， 意指一门近代科学（包括力学、声学、光学、电学等） ， 内涵收缩 ， 特指性明确了 ， 然新名“物理”与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相合 ， 东西义顺利地实现涵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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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范畴的演变 ， 是人类思想更革的表征 ， 反映了知识量的扩大和认识过程的迁衍、深化 。 然而 ， 由于概念古今转换、中外对接牵涉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问题 ， 情形错综复杂 ， 误植也时有发生 。 有学者指出 ， 20世纪以来中国对西方哲学研究虽有成就 ， 但在理解中也出现一系列文化错位 ， 即用本民族传统理念去扭曲和附会西哲的理论和概念 ， 诸如“理性”概念的误读、“科学”的实用化、“辩证法”的降级诠释、“实践”概念的变形、“自由”概念的附会 ， 等等 。
意译间旧名衍为新名发生文化错位 ， 还可罗列一些典型例证 。 一如“经济” ， 旧名本义“经世济民” ， 而在对译Economy时形成的新名“经济” ， 含义转为国民生产、消费、分配、交换之总和 ， 兼指节约、俭省 ， 与本义脱钩 ， 新义又无法从“经济”词形推衍出来 。
再如新名“形而上学” ， 是借《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一语对译Metaphvsics时形成的 ， 此新名之一义“超验哲理” ， 与旧名本义方向相切合；但所含反辩证法的“静止论”、“机械论”、“外因论”之义 ， 则全然背离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 ， 也超出了旧名“形而上”的词形提供的意义空间 。 另如“自由”、“自由主义” ， “个人”、“个人主义”等新名 ， 在古今转换、中西对接的过程中 ， 也在不同层面上发生古今义错置、中西概念彼此遮蔽的情形 。
至于我们早已“日用而不辨”的史学术语“封建” ， 在新旧名更替之际 ， 其概念误植尤显突出 ， 造成的后果也较为严重 。 笔者在莱因河两岸目睹的昔日容克（Junker）贵族们俯摄田园农户的古堡群 ， 无声却有力地诠释着与“封建”相对译的西语feudalism的内涵（封土封臣、采邑领主） ， 也呼应着汉语旧名“封建”的本义（封国土、建诸侯） ， 比照之下 ， 流行大半个世纪的泛化新名“封建”的偏失自现 。
有学者将新名“封建”的概念误译严厉批评为“语乱天下” ， 并非过分之辞 。 术语厘定 ， 是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必要前提 。 对于任何学科而言 ， 必须拥有一批义项单一、内涵精准、外延明确的术语（尤其是核心术语 ， 或曰关键词） 。
如果“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商品、价值、市场”等术语的含义紊乱 ， 经济学只能是一派昏话 。 有了“细胞、根、茎、叶、花、果实”等术语的确立 ， 植物学方可能成为一门学科 。 历史学术语的界定也至关紧要 。 仅以大半个世纪来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而言 ， 之所以长期聚讼未决 ， 重要原因之一 ， 便是“封建”等核心术语（关键词）的概念没有厘清 ， 义项未能获得一致 。
主张西周封建说的范文澜先生（1893—1969）所称之“封建” ， 虽纳入“五种社会形态”之中 ， 却仍与旧名本义（封土建国）保持联系 ， 范老一再论证周初封建爵禄贡赋是有定制的 ， 肯定“分封诸侯时 ， 已规定封建制度的剥削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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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战国封建说的郭沫若先生（1892—1978）、翦伯赞先生（1898—1968）所称之“封建” ， 则抛弃旧名本义 ， 加以泛解 。 郭老将土地“归为私有”、“地主阶层出现”、“专制帝制确立”等与“封建”本义相背反的要素作为“封建制”的内涵 ， 认为“废封建 ， 立郡县”的战国时期“开始了封建社会” ， 称实行君主集权的秦始皇为开创“封建制度的元勋”；翦先生曾主西周封建说 ， 后又改为战国封建说 ， 称秦孝公“废井田 ， 开阡陌”确立了封建社会 。 这些论说中的“封建”既脱离“封土建国”古义 ， 也与西方史学关于中世纪制度（feudalism）的含义相去甚远 。
主张两汉封建说的侯外庐先生（1903—1987） ， 力辩“封国”并非封建制 ， 认为“周代封国之所以不能认为是封建 ， 主要由于它没有‘农村为出发点’的经济基础” ， 可见侯先生是把“农业经济”“自然经济”这一宽泛的前近代社会的特征视作划分“封建”的主要标准 ， 其对“封建”作泛解也是明显的 。
持魏晋封建说的尚钺（1902—1982）、唐长孺（1911—1994）、王仲荦、何兹全（1911—）等先生不赞成将“封建”泛化 ， 从魏晋间的封土采邑、门阀制度、佃客的人身依附诸形态认定其封建性 ， 这是以“封建”本义为基点 ， 再作引申 ， 兼容古义与西义 。 尚、唐、王、何诸先生所诠释之“封建” ， 实现了古义与今义的融通 ， 也与马克思的封建社会原论较相切合 。
以上诸家自立标准 ， 各说各话 ， 莫衷一是 。 这种核心术语内涵歧异、义项多设的讨论 ， 必然出现同一议题之内“概念不一”、“论旨转移”的逻辑前提问题 ， 从而无法在历史分期上获得共识 。 当然 ， 由非学术因素作用 ， 似乎也可以达成某种“共识”（如统一为“战国封建说” ， 将周末至明清称之“封建时代”） ， 但那种“共识”只能是一时“众服”的假象 。
在同一词形下 ， 旧名变新名 ， 不乏因革恰当的良例 ， 如“科学”、“革命”、“共和”等等 ， 新名所含概念既与旧名保持联系 ， 又有合理的引申 ， 并与对译的西洋术语所蕴概念相涵化 。 然而 ， 大半个世纪以来 ， “封建”由旧名向新名转换 ， 在一些重要史家那里发生了文化错位——
甲、封建泛义（土地可以买卖的地主经济、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政治）不仅与本义（土地由封赐而来 ， 不得转让买卖 ， 政权分散、诸侯林立）脱钩 ， 而且同本义指示的方向相背反；
乙、封建泛义又与相对译的英语词feudalism西义（封土封臣、采邑领主、人身依附、超经济剥夺）大异其趣；
丙、汉字词“封建”的上述泛义超出词形提供的意义空间 ， 全然是外在强行注入的 。
用这样的新名“封建”作词干形成的新词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封建主义、封建时代”等等 ， 也随之偏离正轨 。
于是 ， 因为关键术语失准 ， 一部中国历史的宏大述事 ， 失却构制网络的坚实纽结 。 由此出发 ， 史学界长期探讨的“中国历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诸问题 ， 都缺乏议论得以健康展开所必需的严密的概念座标系 。
冯天瑜：“封建”问题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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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 新名“封建”概念的准确性问题 ， 关涉到中国历史的框架构筑 ， 兹事体大 ， 笔者不得不沿“《春秋》责备贤者”故例 ， 考究笔者十分敬重的某些前辈学人在何处失足 ， 推原此一新名“形义脱节”、“名实错置”的症结所在 。
在追踪问题的来龙去脉之际 ， 有一点似可预先排除：令“封建”含义泛化者不通古汉语及中国古史 ， 或不谙西语及西洋史 ， 方造成概念误植 。 事实上 ， 将“封建”概念泛化的先生 ， 大都饱读诗书 ， 当然明白“封建”的古义是封土建国、封爵建藩；他们又多半熟识西文、西史 ， 对feudalism的含义为封土封臣、采邑庄园 ， 并不生疏 。 故“封建”泛化 ， 决非由于论者不通古义、西义 ， 而是另有原由的 。
因此 ， “封建”概念被泛化 ， 不单是一个语义学问题 ， 更是历史学、文化学问题 ， 可以总括为“历史文化语义学”问题 。 故单从词语角度讨论“封建”的古义及feudalism的西义 ， 只廓清了论题外围 ， 而尚未升堂入室、直逼要害处 。
了然于此以后 ， 笔者决计另辟蹊径：在确认“封建”本义及西义的基础上 ， 梳理“封建”概念演绎的轨迹 ， 对其作历时性的动态研究 ， 考察这个原本创制于中国 ， 又由近代日本借以对译西文的新名 ， 逆输入中国后逐步异化的具体过程 ， 尤其用力于探讨几个导致概念变更的关键时段（如清民之际、五四时期、大革命失败后几年间）的社会—文化生态 ， 以及在此种社会—文化生态下的语义迁衍 。
这一在古今沿革及中—西—日三语境间的溯源讨流 ， 将构成本书主体 。 笔者愿与读者诸君一道 ， 从概念的历时性演绎及中外对接的过程中窥探“封建”被泛化的社会—文化因缘 。 最后 ， 提供一种改良设想 ， 供诸君参考 。
一位语言学者说：“词义属于语言学范畴 ， 概念则属于逻辑学范畴 。 ”本书题名《“封建”考论》 ， 意在从“封建”词义的历史考证入门 ， 进而在概念史的论析上展开 ， 故联称“考论” ， 也即由词义史之“考”导入思想文化史之“论” 。 笔者试图通过对“封建”从旧名向新名转变过程的辨识 ， 为长期困窘于“名不正而言不顺”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提供一个厘清概念（正名）的思路 。
以上尝试可以称之一次围绕“封建”名目的“历史文化语义学”遨游 。 此游不尽如春游踏青 ， 可以纵情领略“千里莺啼绿映红” ， 有时还需要攀援山岩、潜入溪涧 ， 或许不大轻松 ， 但此番辛苦跋涉若能使诸君获得某种野趣 ， 产生探求“深山更深处”的向往 ， 以获得“封建”问题的真解 ， 笔者将不胜欣幸 。
冯天瑜 ， 1942年生 ， 湖北红安人 ，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专门史博士生导师 ，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主任 。 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 ， 著有《中华文化史》(合著)、《中华元典精神》、《明清文化史散论》、《张之洞评传》、《晚清经世实学》(合著)、《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合著)、《“千岁丸”上海行——1862年日本人的中国观察》、《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术语生成》、《“封建”考论》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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