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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中国学术为什么做不好？( 二 )

许纪霖：中国学术为什么做不好？
建立学术共同体内在的价值尺度如何在学术评价体制方面“去行政化” ， 实现学术评价体制的创新？核心的问题在于按照学科的内在逻辑 ， 建立学术共同体内在的价值标准 。如今无论是教育管理部门的学科排名 ， 还是民间各种大学或学科排行榜 ， 皆遵循同一个评估标准 ， 即以一系列量化的数据为基础的评分制 ， 而对教师的能力、研究生论文的评审 ， 也是一张分解为各种要素的打分表 。 这种“数目字崇拜”的评估标准 ， 是否适合理工科不敢妄断 ， 至少是对人文学而言 ， 乃是形式上的科学、实质上的不合理 。 因为一篇文章的好坏 ， 一位学者是否优秀 ， 一个学科是否一流 ， 不是各项指标的简单相加 ， 而是对其综合的评价 。真正有突破性的论文 ， 可能分项指标不高 ， 但只要有独特的发现 ， 就是值得鼓励和推荐的 。 一个学者是否优秀 ， 最重要的是“整体观” ， 就像评价一个女孩是否美丽 ， 你不能将她的五官分别打分后相加 。 有些美女眼睛、鼻子、嘴巴单独而论并不漂亮 ， 但整合在一起 ， 就有一种和谐的美 。 外貌尚且无法分项量化 ， 何况学者的综合学术素质？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一级学科评估 ， 也是以打分为排名基础 。 然而 ， 这张名单在各学科之中招来众多非议 ， 因为与学界自身的“隐匿排名”差异不小 。 学术界衡量某大学某学科是否一流 ， 其核心乃是看人 ， 其骨干教授当中有无公认的大家 ， 青年教师当中有无优秀的未来之星 。而教育管理部门的评估之所以失准 ， 乃是其评估体系当中没有“人” ， 只有数字 。 即使有“人” ， 也是以所谓的“千百人”、“长江”、“杰青”这些身份为含权统计分数 ， 这依然是一种外在的行政化评判标准 ， 而非学术共同体内在的价值尺度 。量化的学术评价体制 ， 虽然形式上排除了个别官员的行政意志 ， 但其依然体现了非人格化的整体行政意志 。 有人担心 ， 假如没有了这套客观的、形式化的学术评估体制 ， 那么究竟由谁说了算？不仅行政管理者有此担忧 ， 许多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更为担心 ， 数据说了算 ， 还算有一个形式上的公平竞争 ， 一旦由人说了算 ， 那么可变的因素变得非常复杂 ， 需要公关的成本越加昂贵 。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 学术评价体制的变革 ， 不仅要在形式上“去行政化” ， 而且也要在实质上“去行政化” ， 将学术评价的价值尺度和评估过程真正交回给学术共同体自身 ， 而不是委托给某个人 ， 无论这个人是行政官员 ， 还是学术大佬 。民国时期的学术评价 ， 学术权威扮演了核心角色 。 梁启超的一句话 ， 让既无大学文凭、又无学术著作的陈寅恪进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 当年的学术大师有崇高的专业与道德权威 ， 他们以一己之学术与道德信誉担保 ， 维护了一个国家的学术秩序 。然而今天的中国 ， 已经是一个失去了学术权威的时代 ， 即使有学术大家 ， 也是有权力而无权威 ， 其学术判断能力和道德信誉未必为公众所信任 。 权威已逝 ， 秩序何在？唯一的希望是学术共同体本身 ， 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起一套民主的讨论与协商机制 ， 通过竞争性的评审、对学术的专业讨论、多种价值与利益的博弈、协商与投票 ， 逐步建立起学术共同体的内在价值标准和程序性规范 。比较起同质化的外在评估体系 ， 学术共同体的内在评价体系按照不同学科的性质特点 ， 可以是多元的 ， 其价值评判尺度也因专业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 建立这套学术共同体的评估体系 ， 要比一刀切式的外在评估艰难得多 ， 它不可能通过一纸行政命令而获得 ， 不得不经过学术共同体长期的学术互动和不断试错累积性地自然演化形成 ， 然而 ， 其一旦形成便会成为“行规” ， 成为内化的价值尺度和学术风气 。而中国的大学 ， 如今不缺各种外在的行政法规 ， 独缺学术共同体内在的“行规” ， 外在的行政法规可以轻易变动 ， 但学术共同体的“行规”一旦确立 ， 就会内化为学术共同体共享的内在价值 ， 演化为难以颠覆的学术传统 。创新是怎样炼成的?学术评价体制的改革 ， 大学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 而发表学术论文的专业刊物和出版学术专著的出版社也是同样重要的环节 。先说学术期刊 。 如今的学术评价体制 ， 将国内的学术刊物分为权威刊物、CSSCI刊物以及其他一般刊物 ， 还有的大学 ， 更分为A、B、C、D四类 。 而所谓的权威刊物或者A类刊物 ， 基本看主办方的行政级别 ， 《中国社会科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 ， 乃是“权威中的权威” ， 因此各大学非常重视 ， 纷纷设立了天文数字的论文奖励 。其次是中国社科院所属各研究所主办的专业刊物 ， 不少大学硬性规定 ， 教师的职称升等 ， 必须有权威刊物的文章 。 然而 ， 这些权威刊物 ， 与其说拥有学术权威 ， 倒不如拥有学术权力 。 在一个缺乏学术权威的时代 ， 权力代替了权威 ， 成为了“权威刊物” 。按照外在的形式化评价标准 ， 只要在“权威刊物”发表了论文 ， 必定就是有创新的好文章 ， 各类奖项自然接踵而来 ， 锦上添花 。 然而学术界的许多例子 ， 恰恰告诉我们 ， 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 ， 往往不是在公认的“权威刊物” ， 而是在学术共同体自办的同人刊物上首先突破的 。因为一项真正的学术创新 ， 由于其多少是对已有学术范式的反叛或发展 ， 在一开始往往会引起较大的争议 ， 很难在主流的学术刊物、尤其是权威刊物上得以通过 ， 只能在同人刊物中“试水” 。 这些年不少富有创意的好论文 ， 都出自这些以书代刊的优秀同人集刊 。 每一本同人集刊 ， 背后就是一个有共同学术趣味和研究范式的学术共同体 。 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 而是相濡以沫 ， 相互呼应 ， 形成了小小的专业学派 。 随着新的学术范式不断地修正、补充、完善 ， 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 ， 为主流学术界所接纳 ， 甚至成为新的潮流 。到这个时候 ， 那些主流性的权威刊物才会注意这些真正具有范式突破意义的学术论文 。 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创新 ， 从来不是在中心爆发“革命” ， 都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从边缘走向中心 。 这就意味着 ， 如果我们最看重的是学术创新和学术突破 ， 绝对不能以所谓的“权威刊物”文章为唯一的衡量尺度 ， 而要本着“英雄不问出身”的平等态度 ， 以学术共同体的内在尺度来检阅学者的每一篇论文是否具有增量的学术价值 。如今的学术评价体制 ， 由于受到理工科的影响 ， 重论文 ， 不重著作 。 著作方面 ， 只须达标 ， 便算及格 。 而事实上 ， 人文学科的研究 ， 与自然科学不同 ， 一个优秀的学者 ， 必定有影响的学术专著 。而今天在中国由于尚未建立规范的学术著作出版制度 ， 以至于“只有写不出的书 ， 没有出不了的书” ， 只要向出版社支付出版补贴 ， 哪怕质量平庸的学术著作 ， 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一流出版社的书目中 。 学术著作出版缺乏权威性这一状况 ， 至今没有得到教育、出版部门的重视 ， 也使得学术著作无法成为衡量学术评价的重要指标 。 要解决这一木桶中的短板 ， 在我看来 ， 乃是与国际接轨 ， 建立严格的学术著作出版和评审制度 。具体而言 ， 可以指定若干家在学术著作出版有悠久传统和良好声誉的出版社(特别是大学出版社) ， 由国家给予专项补贴 ， 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 。 而每本学术著作 ， 必须像博士论文那样 ， 经过专家的匿名评审 ， 经过作者的细致修改之后方可面世 。无论是过去的民国学术界 ， 还是今日国外发达国家 ， 都有值得借鉴的学术评价好传统 。 中国学术评价体制之改革 ， 与其从无到有地创新 ， 不如尊重传统 ， 尊重国际规则 ， 核心是逐步改变以行政为中心的形式化考核 ， 建立以学术共同体为主体的内在价值尺度和评价机制 ， 如此中国学术方能回归其本来的意义 ， 有复兴之希望与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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