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1912]王夫之：范仲淹的科举改革搞错啦
电视剧《清平乐》近日正在热播 ， 第31集中提到了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对科举制度的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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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清平乐》剧照
宋初的科举制度沿袭唐朝 ， 固定的考试科目是明经和进士 。 明经科以帖经和墨义为主 ， 基本等同于今天的背诵默写填空 。 进士科则延续了盛唐时固定下来的、以诗赋为重的考法 。 从唐到宋 ， 读书人一直十分看重考诗赋为主的进士科 。 但是 ， 到了宋仁宗时 ， 范仲淹等“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认为 ， 诗赋考试是无用之学 ， 无益于国家政治 ， 因此提出了改革科举制度的主张 。 “庆历新政”对科举考试内容的调整可简要归纳为：降低诗赋的地位 ， 提高策论的地位 ， 废除帖经和墨义 ， 增加经义（即“经旨”“大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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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举
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其评论宋代历史的史评专著《宋论》中对诗赋、策论、经义这三种考试方式做了深入探讨 ， 对每种考试方式的优点、缺点都作了分析 ， 见解深刻 ， 眼光独到 。 总的来说 ， 王夫之对这三种考试方式的评价是“诗赋之视经义弗若也而贤于策问多矣” ， 也就是诗赋说虽然不如经义 ， 但却比策论好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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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王夫之对经义考试的看法 。 在王夫之看来 ， 考经义是最合理的方式 。 因为相对于死记硬背的帖经和墨义 ， 经义考察的是读书人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和阐发 ， 而“道之所以明 ， 治之所以定 ， 皆于此乎取之” ， 也就是说 ， 要达到对治国之道的领悟 ， 实现国家太平的大治局面 ， 都需要读书人对于儒家经典的深入理解 。 经义考试会引导读书人去深入理解儒家经典 ， 进而明白治国之道 ， 这样选出来的官员就能治理好国家 ， 因而这种考试方式是最好的 。
不过 ， 王夫之认为 ， 经义考试也会有弊端 。 经义一旦成为考试方式 ， 就会让一些投机的人“以仁义中正之格言 ， 为弋利掠名之捷径” ， 把儒家经典当成是为自己获取名利的敲门砖 。 而且 ， 有些人会故意在考试中标新立异 ， 以表示自己的观点与众不同 ， 这样就很容易胡说八道 。
司马光就曾在《论风俗札子》中批评道：“读《诗》未尽《周南》《召南》 ， 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 。 读《春秋》未知十二公 ， 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 。 循守注疏者 ， 谓之腐儒；穿凿臆说者 ， 谓之精义 。 ”就是说 ， 当时有些人连《诗经》《春秋》还没读完 ， 就已经认为毛传郑笺和《春秋》三传都没有读的必要了 。 在经义考试中 ， 那些按照注疏来作答的人被看作是腐儒 ， 而那些喜欢高奇之论、进而穿凿附会作答的人 ， 却自以为见解高明 。
王夫之认为 ， 这种情况就是“侮圣人之言” 。 但王夫之认为经义考试考的毕竟是儒家经典 ， 总体上是有利于培养治国之才的 ， 因此不能因为士人风气可能会变坏“而废之于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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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清平乐》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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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王夫之对诗赋考试的看法 。 庆历科举改革时 ， 之所以要降低诗赋的地位 ， 就是因为人们发现考诗赋对于治国理政、经世济民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 王夫之也很赞同这个观点 ， 他说：“诗赋者 ， 无所利用于天下者也 。 ”拿改革之前的考试题目来说 ，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78） ， 诗、赋的题目分别为《明州进白鹦鹉》和《春雨如膏》 ， 雍熙二年（985） ， 赋又考了《颍州贡白雉》 。 从题目就能看出 ， 当时的诗赋题目就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 。 考诗赋 ， 那么读书人就会“道所不谋 ， 唯求工于音响；治所勿问 ， 祗巧绘其莺花” ， 对国家大事不闻不问 ， 整天就琢磨诗文声律 ， 沉溺于描摹花鸟 。 这样的考试 ， 怎么能培养读书人的治国之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