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卜键:皇太极所得“传国玉玺”考绎( 二 )


喜得玉玺的影响在受玺仪式后持续发酵 , 尤其那些在后金任职的明朝降将表现积极 。 都元帅孔有德自前线送来奏章:“自古受命之主必有受命之符 , 昔文王时凤凰鸣于岐山 , 今皇上得传国宝玺 , 二兆略同 。 此宝实非寻常 , 乃汉时所传 , 迄今两千余年 。 他人不能得 , 惟我皇上得之……”同一天还收到总兵官耿仲明上疏:“天赐宝玺 , 可见天心之默佑矣 。 惟愿蚤正大统 , 以慰臣民之望 。 ”至此 , 这块玉玺已被渲染为“历代传国玉玺”、“历代帝王之宝”、“镇国传世之宝”和传承两千余年的汉代宝玺 。 果真如此吗?不 。
三、宝玺不应是元顺帝遗落之物
此玺当然是一块分量很重的皇家玺印 , 它的真实出处和流播过程都很值得研究 。 但由于政治目的 , 一出场便被添加了太多的祥符色彩 。
首先它不应叫做传国玉玺 。 传国玺者 , 一般特指秦始皇时所制“受命于天 , 既寿永昌”宝玺 , 用蓝田白玉 , 一说用和氏璧 , 李斯书篆 。 秦亡 , 子婴献于刘邦 , 与那柄斩白蛇起义的剑并称汉家二宝 , 所谓“玺剑”是也 。 后来此玺与时隐现 , 演绎了一连串的历史故事 , 也衍生出“受命于天 , 皇帝寿昌”、“受天之命 , 既寿永昌”等不同版本的仿品 , 各有起讫 , 事详《万历野获编?秦玺始末》 。 明清两朝仍有上献传国玺之事 , 当时帝王都没太当回事儿 。
其次 , 孔有德称其传自汉代 , 属附会之浮辞 。 《文献通考》载汉代除传国玺外 , 继承了秦始皇创制的“乘舆六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 , 且秦汉以至于隋皆称为“玺” , 未见以“宝”名之者 。 唐朝武后间“改玉玺为宝” , 略经反复 , 至玄宗天宝十载(751年)定制“天子八宝” , 除神宝、受命宝之外 , 其他与汉六玺名色相同 。 降至两宋宝玺 , 旁及各少数民族政权 , 城头变幻大王旗 , 尚未见谁家皇玺中有“制诰之宝”的记述 。
哪一个王朝没有祥瑞故事?又哪一个祥瑞故事不充斥着荒诞夸张呢?那只执著的山羊显然有几分怪异 , 而将玉玺的价值极度夸张 , 更是当事者所乐见乐为 。 这颗偶然被发现的玉玺 , 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国玺 , 也不宜宽泛名之为传国玉玺(如秦汉“乘舆六玺”、唐“天子八宝”) , 是不是元顺帝宫中旧物 , 亦颇有几分可疑 。 《元史?舆服二?崇天卤簿》中“金吾援宝队”项下 , 详述八宝之排列 , 仅以“传国宝”代替“神宝” , 其余与汉唐无异 。 史载元顺帝当仓皇溃败之际 , 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向他讨要国玺 , 愿代以支撑危局 , 顺帝以“天命有在”拒之 。 而在那个逃离大都皇宫的黑夜 , 他也没忘携带帝国的象征——宝玺 , 甚至还带走了元宫收藏的前朝玉玺 。
明洪武三年(1370)四月 , 饱尝皇位艰辛的元顺帝病逝于应昌 , 这是一个距上都开平(时已为明军残破)不远的小城 , 徘徊不去 , 想见其仍抱着复国的梦想 。 明左副将军李文忠不久即引兵杀至 , 元室的皇孙、后妃、诸王和众大臣多被擒获 , 大元宝玺随此一役没入明宫 。 仅数十骑从皇太子脱逃 , 惊惶之下怕也只顾性命 , 一直逃到遥远的和林 。
今未见元朝宝玺的实物流传 , 然以清朝玺文体式推想 , 大约也不会只用汉字 。 元代设蒙古翰林院 , “掌译写一切文字 , 及颁降玺书 , 并用蒙古新字 , 仍各以其国文字副之” , 可证其对蒙古文的重视 。 而《隋唐以来官印集存》中录元“皇帝之宝” , 玺文由八思巴文、汉语、梵文组成 。 “制诰之宝”不见诸历朝宝谱 , 也未被列入元朝宝玺 , 顺帝或臣属又怎会独独将此玺埋于草丛呢?
四、关于玉玺来历的推测
这块被称为传国玉玺的“制诰之宝” , 究竟来自何方?
笔者推测应是大明宫中之物 。 因为只有在明朝前期“十七宝”和嘉靖后增补的“二十四宝”中 , 始有“制诰之宝”的明确列入 。 我们看清廷收藏的明代玺印 , 中有一枚“制诰之宝” , 玺文结体 , 行款格范 , 与此玺颇为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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