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基因序列方面的证据还不能证明病毒源自西方( 四 )
副教授李克峰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也表示 ， 百余例研究样本量太少 ， 并不能说明是什么时候变异的 ， 以及是否在武汉变异 。 3月3日研究选用的数据中 ， 武汉样本多是元旦前后 ， 1月底前后的样本多集中于国外 ， 还有少部分1月中旬的广东、云南的样本数据 ， 分散的数据很难讲通病毒繁衍、进化和传代的“故事” ， “目前而言 ， 病毒习性是没法根据病毒的基因序列单独判断 。 ”正确认识突变3月3日研究引发热议的另一大原因 ， 是科学家们对于基因“突变”这类词汇的警觉 。 “在科幻作品中 ， ‘突变’通常意味着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 ”悉尼大学病毒学教授爱德华·霍尔姆斯（Edward Holmes）和耶鲁大学微生物疾病传染病学助理教授内森·格鲁博（Nathan Grubaugh）等人2月中旬在《自然-微生物学》上撰写的评论文章中指出 ， 疫情暴发期间不应担心病毒的突变问题 。 对于单链RNA病毒来说 ， 它在复制的时候没有“纠错机制” ， 很容易出现“复制错误” ， 突变也是病毒生命周期中的自然部分 ， “这些突变大多数没有任何实际作用 。 只有在强大的选择压力下 ， 病毒突变才有意义 。 ”包括病毒的传播方式、毒力等流行病学相关的特征 ， 可以由多个基因控制 ， 这些基因中的每一个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方向影响病毒的传播能力 。 病毒沿着某一特定方向的进化 ， 理论上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它需要多个突变发生且结果指向同一方向 ， 才有可能完成这种进化 。 在大量对病毒的研究中 ， 人们发现短时间内改变或扩展其传播模式的病毒是很不寻常的 。 如果没有掌握关于病毒的进化驱动力和实际过程中选择压力的精确信息 ， 那么预测病毒如何进化“本身是极为困难的工作 ， 而且很可能是徒劳的” 。目前普遍认为 ， 病毒在暴发期间会突变为更具毒性 。 但毒力的进化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话题 ， 人们围绕这一话题展开过诸多讨论和研究 。 突变可以使病毒变得毒力更强或更弱 。 一个公认的观点是 ， 毒力的变化取决于是否能增加自身的传播优势 。 这是因为 ， 如果宿主病得很重而被隔离从而无法与他人接触 ， 那么这些高毒力毒株的传播能力就会下降 。对病毒突变的正确认识与理解公共卫生决策紧密相关 。 格鲁博在3月7日为美国媒体CNN撰文表示 ， 由于病毒的针对性突变而导致疫苗失效 ， 往往需要很多很多年才可能积累出来 。 许多针对RNA病毒的疫苗 ， 如黄热病、麻疹和腮腺炎疫苗 ， 都是在20世纪30-70年代发展起来的 ， 至今仍然非常有效 。 而这些病毒变异的速度和冠状病毒一样快 。 有人会联想到流感疫苗 ， 两者仍有差别 ， 人们对流感病毒的认识比对新冠病毒的认识成熟很多 ， 之所以鼓励人们每年都要打一次流感疫苗 ， 主要是考虑病毒的基因组重组情况 ， 而不是单纯的变异 。格鲁博指出 ， 某些病毒的突变在其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为了理解这一点 ， 必须把时间线从单次病毒疫情暴发拉长至十年、百年甚至千年 。 在流行性冠状病毒的整个进化史中 ， 可能会发生一系列突变 ， 从而使感染蝙蝠的病毒能够感染人类 。 科学家认为 ， 艾滋病毒（HIV）中产生某个关键蛋白的特定突变 ， 使得其能够从黑猩猩传播到人类 。 在西非发生埃博拉疫情期间 ， 研究发现有一种突变或使得埃博拉病毒更容易感染人类细胞 ， 但这一突变并未改变病毒的增殖滴度或致死率等特征 。根据科普公众号“返朴”的报道 ， 德国柏林Charité大学医院的病毒学家Christian Drosten表示 ， 多数基因组改变都不会改变病毒行为 。 要证实突变确实对病毒有影响 ， 唯一的方式是在细胞培养或动物模型中看到变异的病毒更容易进入细胞或传播 。而要进一步将病毒的这些突变与公共卫生决策明确联系起来 ， 则需要进行严格的实验和流行病学调查 ， 目前这一研究过程是无法在快速暴发的单次疫情中完成的 。 格鲁博认为 ， 在此时间范围内 ， 科学家只能推测突变的影响 ， 而这些初步的推测不应被认为是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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