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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应对疫情 探索国际科技合作新模式

「合作」应对疫情 探索国际科技合作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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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新冠肺炎疫情 ， 是全人类面临的一场危机 ， 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世界 。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 ， 新冠肺炎疫情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 。 基辛格也称 ， 新冠肺炎疫情将永久改变世界秩序 ， 各国必须面对历史性挑战 。 百年未有之疫情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叠加 ， 对国际科技合作大环境将产生深刻影响 。 如何准确认识这些影响 ， 从眼前的危机困难中捕捉和创造机遇 ， 适应新形势 ， 借用新技术 ， 采取新路径 ， 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 顺势而为 ， 实现危中求机 ， 是全球疫情下我国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议题 ， 也是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的举措 。 这其中 ， 搭建国际科技合作新平台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
准确识变 ，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国际合作新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传统国际科技人才合作模式 ， 但同时也催生并推动了新的国际交流合作路径 。
抗击疫情 ， 有识之士都清楚 ， 只有国际社会加强合作 ， 各国才能成功共赢 。 但应对危机的压力和政治运作的逻辑 ， 还是在不断冲击国家间信任和合作的基础 。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说 ， 这场危机可能会加剧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和欧洲一体化的减弱 。 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希夫山卡·梅农也认为 ， 在所有政治实体中 ， 都出现了向内的转变 ， 转向寻求对自己命运的控制权 。 《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发表《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表示 ， 面对这场危机需要在民族主义孤立与全球团结之间做选择 ， 流行病本身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危机都是全球性问题 ， 只有全球合作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他还担心目前国际合作的不足 ， 不仅使得遏制疫情困难重重 ， 这种负面影响还会在未来几年继续影响国际关系 ， 从而阻扰国际科技合作 。
疫情对国家间的互信机制的冲击 ， 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特点：一是疫情下的国际社会合作机制脆弱 ， 尽管存在着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平台 ， 但其对动员资源的能力有限 ， 远远无法满足应对当前全球疫情的需要；二是疫情推动了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三是疫情被意识形态化 ， 导致所谓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全球治理模式的竞争；四是疫情被国内政治化 ， 成为一些国家国内选举、党派竞争、政治合法性斗争的议题 。 这些特点和表现 ， 也使科技垄断性与国界性渐趋增强 ， 对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科技人才交流合作产生影响 。
但与此同时 ， 疫情助推了新技术的快速应用 ， 产生了新的工作方式、学习方式、交流合作方式 。 人工智能、大数据、远程会议、云计算等技术为国际抗疫提供有利支持 ， 远程办公、在线会议、网络课堂等也为疫情下保证各类组织工作有序开展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手段 。 这些技术对国际合作的模式路径提供了新的方向 ， 我们应在国际科技交流中积极探索、应用新技术 ， 以促进国际科技交流的便捷高效 。
科学应变 ， 构造国际科技合作新框架
目前 ， 我国正处在“两个大局”交汇期 ， 相较于十多年前 ， 我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体系重要性显著增强 ， 软硬实力和能动性大大提升 ， 内外联动更加密切 。 我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从“改变自己 ， 影响世界”逐步走向“改变自己 ， 塑造世界” ， 这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要求 ， 也是中国作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大国的应尽义务 。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的形势下 ， 我们应积极乐观、客观冷静、抓住时机 ， 转危为机 ， 构造国际科技合作新框架 。
政策导向调整
在我国与国际体系的既有互动中 ， 随着我国相对实力和体系重要性的提升 ， 我国的能动性越强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就越大；我国越是主动地改变自己、积极参与国际实践 ， 就越能够对国际体系产生影响 ， 越有可能化解结构矛盾 ， 实现“改变自己 ， 塑造世界” 。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 ， 但也对我国自身的发展和我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如何发挥能动性 ， 通过国内国际实践 ， 推动我国与国际体系的良性互动与共同进化 ， 是我们当前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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