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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宝联护栏」从《史记》和《资治通鉴》中探寻司马迁司马光的史学思想的差异


司马迁和司马光都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 ， 他们的政治思想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中占有重大比重 。 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同为史学著作 ， 二者相比较在民族观、选贤任能等方面有许多相通的思想 。 本文拟从两部著作的相关部分对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政治思想方面作对比进行探究 。
作为两位不相伯仲的文史大家 ， 我们通过文本阅读可以发现在《史记》和《资治通鉴》中 ， 两位在运用春秋笔法、对宗教态度、史学思想方面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 具体而言可进行如下比较：司马迁和司马光思想的相同方面
1、进步的民族观
两部著作在叙述少数民族以及处理民族关系等内容来看 ， 对少数民族反对穷兵黩武 ， 主张民族和睦 ， 体现出进步的民族观 。 《史记》中为少数民族立传 。 如《越王勾践列传》、《朝鲜列传》等 。 司马迁为夷狄民族列传开启了史书介绍周边少数民族情况的优良传统 。 并提出了华夏民族由夷狄而来 ， 同是炎黄子孙的进步民族观 ， 主张都是皇帝的子孙 ， 对少数民族反对穷兵黩武 ， 主张民族和睦 。
《资治通鉴》在叙述一系列民族关系问题上 ， 能够比较公正客观地叙述少数民族政权或人物的功过 ，提倡各民族之间应讲信用、正确对待民族战争 ， 批评褒汉贬胡的民族偏见 。 在记载少数民族人物的言行时 ，司马光也能以客观公正的态度选择和组织材料 。 他对哥舒翰、姚襄、宇文泰父子等人物 ， 都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们的能力和功过 。 他特别赞赏对少数民族信守盟约、互不欺枉 。 因而他对搞好民族关系的事情和人物竭力推崇 。 记载魏孝文帝下诏对“淮北之人不得侵掠 ， 犯者以大辟论 。 ”又引用孝文帝的话说“:人主患不能处心公平 ， 推诚于物 ， 能是二者 ， 则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 。 ”这种对少数民族的态度 ，是与他主张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相一致的 。 由此可知 ， 司马光是深知处理好各民族间关系的重要性的 。

「昌宝联护栏」从《史记》和《资治通鉴》中探寻司马迁司马光的史学思想的差异
本文插图

2、歌颂建功立业的人
《史记》歌颂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人 ， 推崇百折不挠的精神 。 “大禹治水”主人公大禹是英雄形象 ， “禹为人敏给克勤 ， 其德不违 ， 其仁可亲 ， 其言可信 ， 声为律 ， 身为度 ， 称以出；亶亶穆穆 ， 为纲为纪 。 ”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 。 《刺客列传》中豫让的“忠臣有死名之义”正是司马迁推崇的人生信条 。
《资治通鉴》由于编年体的体例所限 ， 司马光在写人方面力求将人物写得客观真实 ， 尽量避免主观的感情用事 。 司马光在不书奇节、坚持性格趋向的一致性 ， 力求真实客观的写人原则 。 但另一方面 ， 为了增强史书的可读性 ， 司马光对于既不虚构又能避免呆板枯燥作了进一步的探索 。 他在细节描写中尽力展示人物风貌 ， 在行文中增加活泼的小故事 。 在这一方面需要作者以个人生活经验为标准去对已有的材料进行适当的想象 ， 并且做出相关的取舍 。 相对于正史和现存杂史 ， 凡“近譬诸身”而可能有的、能为人物颊上添毫的细节 ， 没有司马光所不取的 。 如刘邦无赖 ， 谓项羽“幸分我一杯羹”等 。

「昌宝联护栏」从《史记》和《资治通鉴》中探寻司马迁司马光的史学思想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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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和司马光思想的差别
1、春秋笔法的运用
《史记》中对人物一字定褒贬 ， 如《匈奴列传》中“太史公曰：孔氏著
,隐 ， 桓之间则章 ， 至定 ， 哀之际则微 ， 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 ， 忌讳之辞也 。 世俗之言匈奴者 ， 患其徼一时之权 ， 而务谄纳其说 ， 以便偏指 ， 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 ， 气奋 ， 人主因以决策 ， 是以建功不深 。 尧虽贤 ， 兴事业不成 ， 得禹而九州宁 。 且欲兴圣统 ， 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司马迁对汉武帝穷兵黩武之事借用前代之事来评价 。 又如：杀无罪的叫“杀”,杀有罪的叫“诛”,下杀上叫“弑”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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