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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迹」疫情防控期间个人行踪轨迹信息的合理利用( 二 )


二、行踪轨迹信息合理利用的实施策略
（一）最小化采集范围：以手机基站定位与身份证核验为主 ， 终端记录与节点核验相配合 。
最小化采集一方面应使个人所需上报的信息类型和数量最小化 ， 另一方面应使掌握个人行踪的信息控制主体范围最小化 。已完成身份认证、覆盖绝大部分人群 ， 且不需要个人添置新的设备或安装新的应用 ， 是基站定位和身份证核验的共有优势 。目前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已面向个人开放了城际间的“漫游地查询服务” ， 进一步实现县、区甚至社区间的漫游查询 ， 虽然会增加运营商的服务成本 ， 但技术上是可行的 ， 这为个人利用手机终端记录行踪轨迹 ， 并完成自下而上的报告提供了可能 。通过节点管理的方式 ， 在基层关键卡口装配身份证核验系统 ， 一方面可核验身份证刷卡数据与个人上报信息 ， 另一方面将卡口坐标加入行踪记录 ， 丰富了轨迹信息中的定位点数据 。一旦出现待证事实 ， 电信运营商和负责身份证管理的公安部门因事先登记了查找对象的联系方式和居住地址 ， 可在第一时间反馈给基层组织 。若无待证事实 ， 基层组织则不掌握个人基本资料 ， 降低了个人信息被泄露的风险 。
（二）垂直化信息联动：建立数据统一共享交换平台 ， 制定事件触发与数据传递机制 。
中国电科在2月份汇总了交通、铁路、民航等部门数据 ， 建立了大数据平台 ， 用于协助单位或个人查询是否有与确诊或疑似患者的接触史 。作为数据统一共享交换平台的雏形 ， 其数据来源主要是公共交通运输的票务数据 ， 相对较为单一 ， 但不失为有益的尝试 。乘坐公共交通时的身份验证 ， 实质也属卡口身份证核验 ， 因此 ， 最理想化的数据平台是同时接入电信运营商提供的个人漫游地数据与卡口身份证刷卡数据 。一旦疫情发生 ， 平台正式启用 ， 要求信息控制者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 ， 自下而上接入所掌握的个人行踪轨迹；出现待证事实时 ， 平台自上而下为基层组织提供关注对象的过往行踪及实时定位；疫情结束后 ， 启动数据删除机制 ， 保证个人行踪轨迹信息不可被检索与访问 。
（三）开放式数据挖掘：鼓励有能力的组织和个人 ， 参与重点人群流动情况的分析与预测 。
公共数据合理适度向社会开放 ， 有助于释放技术红利、制度红利和创新红利 ， 助力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在开放利用的同时需要注意 ， 去标识化是行踪轨迹信息开放共享的重要前提 。如必须隐去姓名、手机号码、身份证等个体信息直接标识符 ， 对地址类准标识符也应采用加密结果替代真实值 。对参与人员流动情况数据挖掘的组织与个人 ， 也需要明确其责任和义务 ， 制定激励机制鼓励其提交高质量的分析报告与决策建议 。
（四）便民化应用服务：为个人查询、下载、更正、删除行踪轨迹信息提供渠道 。
个人在疫情期间向主管部门“如实提供有关情况”是《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一项义务 ， 而出具第三方信息控制者提供的行程证明 ， 对中小型企业或组织而言 ， 是复工复产时核验员工行踪轨迹最为便利的手段 。
面对疫情防控的艰巨任务 ， 在法治框架下实现个人行踪轨迹信息数据共享、互联互通、业务协同 ， 相信必能有效减轻基层作业负担 ， 规避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 提升国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与水平 ，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
【编辑:张楷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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