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疫情下的思考：依然要坚守城市规划价值导向
沈迟、秦静/文 自新型冠状肺炎爆发后 ， 规划业界、学界纷纷就应对突发疫情的规划公共政策和空间资源配置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 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必要的反思 。但是 ， 也有个别学者 ， 把疫情的爆发和传播归咎于“公交导向”、“开放小区” ， 提出“由于公共交通蕴含巨大的公共安全风险 ， 应全面、彻底反思公交优先、公交都市政策”、“街区制的梦想破灭了” 。还有学者提出“新型肺炎大流行根源于城镇人口高密度” ， 通过中外城市数据对比 ， 断定因为中国城市的密度高于国际各大都市 ， 所以“流行病偏爱中国” 。虽然讲这些话的人是少数 ， 但是这些观点具有一定的迷惑性 ， 需要我们认真分析 ， 以正视听 。
正如大航海时代欧洲发达的海运客观上对鼠疫的传播起到了助推作用 ， 但是人们从来没有因此而要倒退回海运前的封闭世界 。本文初步讨论城市密度高低、公共交通以及居住小区的封闭或者开放与公共卫生关系 ， 抛砖引玉 ， 期望引发大家关注：一次疫情会不会冲毁人们追求的价值？我们长期形成的规划基本理念还要不要坚守？
一、 高密度城市与公共卫生
人类集聚的密度和高密度地区的规模由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决定 。密度是指特定地区的经济集中度和人口集中度 ， 反映了经济与人口的集聚特征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 ， 城市发展带来的人口密度上升是快速增长必需的要素之一 。城市密度反映了城市的效率 ， 是规模经济的体现 。全世界约1.5%的陆地面积创造了50%以上的经济总量 ， 在人口规模增长和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的推动下 ， 城市密度将进一步大幅提高 。
世界密度排名靠前的城市 ， 如首尔、东京、纽约、香港、上海和北京等 ， 往往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 ， 所拥有的医疗资源和设施均属于顶尖水平 。春节期间疫情爆发后 ， 很多家乡在疫区的人匆忙赶回北京、上海 ， 并不会因为北京、上海是高密度城市而不敢回 ， 而是因为北京、上海有更好的医疗设施 ， 即使得病也有更好的救护条件 。
高密度城市与传染病爆发没有直接的联系 。根据天津中医药大学王玉兴教授的研究 ， 从秦汉时期到清朝末年 ， 古代中国人平均每6.1年就要面对一次重大疫情 ， 清朝时甚至达到每2.3年一次 。相比古代的城市 ， 我国当代城市的密度高了若干个数量级 ， 但是传染病爆发的频率比古代要低的多 ， 这主要得益于医疗条件和环境卫生条件的大幅度提升 。部分地区如非典时期的香港淘大花园高密度住宅区 ， 多次被举例证明高密度城市利于传染病传播 。但是此例仅能说明当时人们对于气溶胶传播疾病了解较少 ， 自此汲取教训后 ， 再未出现高层建筑内的大规模感染现象 。
这次冠状肺炎的爆发地武汉 ， 城市的密度并不高 。2018年武汉市常住人口1108.1万人（行政辖区面积8569.15平方公里） ， 排除包含大片农村的偏远城区 ， 中心城区常住人口665.58万人(面积628平方公里) 。北京五环内（667平方公里）、东京23区部（621平方公里）和首尔特别市（605平方公里）与武汉中心城区的面积相仿 ， 但是这三个区域内的人口分别为1000万人、895万人和1014万人 ， 远高于武汉中心城区的人口 。
比照雄安新区提出的“合理控制人口密度 ， 新区规划建设区按1万人/平方公里控制” ， 武汉中心城区1.06万/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并不算高 。从行政辖区全域来讲 ， 武汉与高密度城市差距更远 。相比上海全域人口密度3823人/平方公里 ， 武汉全域人口密度仅仅刚超过上海的1/3 。整体来说 ， 武汉人口密度处于中等水平 ， 即使是人口密度最大的中心城区 ， 也不算太拥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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