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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陈文史』灭人欲”，传统儒学是如何演变的？，“九世之仇可复”到“存天理( 二 )


公羊学家把阴阳学家万事万物相生相克、互为依存的观点融入到自已的政治理论学说之中 ， 使自己所宣扬的政治思想原则变成符合事物发展规律 ， 与天地间万物运行变化相一致的学说；使自己的学说变得具有符合自然法则的合理性、神圣性 ， 使统治者很乐意接受采纳 。
把刑、德之间关系 ， 提到与天道有关的层面上来 ， 使之神圣性、合法性 。 公羊学家还借用阴阳家理论阐述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等政治改制观 。 魏晋时期继承与发扬儒学的玄学
前文提及 ， 从汉武帝开始 ， 儒学经董仲舒为适应统治阶级需要而改造后成为了官方哲学 ， 并在教化、选官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了充分实践 ， 牢固确立了其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 。
但儒学在被统治阶级使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僵化 ， 特别表现在名教思想上的僵化 。
魏晋时期战乱频繁 ， 统治者不断在名教的外衣下做出有悖伦常的事 ， 传统儒家的价值观被当成了统治者掩饰自己对利益追求的工具 。
『勾陈文史』灭人欲”，传统儒学是如何演变的？，“九世之仇可复”到“存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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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出现的玄学家大多具有世家大族的家庭背景 ， 在小农经济中属于地主阶级 ， 为适应魏晋的门阀士族政治 ， 在幼年时期必须接受良好的儒家思想教育 ， 因此他们本身具备极高的儒学素养 。
幼年时期的熏陶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玄学家的价值取向依然具有儒学内核 ， 即作为士人(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 。
结合以上两个方面不难发现 ， 玄学家内心所向往的积极入世为官、建立王道社会的理想与当时混乱的社会现状和统治者的黑暗政治相去甚远 ， 但他们的价值观又迫使他们对现实政治给予关注 。
为了在乱世中坚定自己的价值取向 ， 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 ， 同时又要保全自己和家族 ， 他们出于对自身心灵宁静和家族地位的考虑 ， 委曲求全 ， 选择了用道家思想来丰富传统儒家学说 ， 因此 ， 玄学的出现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 。
魏晋时期的玄学大家辈出 。
正始时期 ， 玄学家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提出“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 ， 肯定了“意”的第一性 ， 他认为可以将“言”与“意”适当地分开来看 ， 从而使注经这一基于原有经典进行解释的活动不仅仅局限于用儒家观点来解读儒家传统思想 ， 而给了注经者能够与时俱进、充分发挥的可能性 。
“言意之辩”直接改革了注经方法 ， 针对当时儒家经学僵化衰落的局面首先做出了理论上的革新 ， 从中能看出王弼希望在乱世中用拓宽注经的方法来重振儒学 ， 一改之前“注不破经”的学术瓶颈 。
王弼的“言意之辩”为他自己和之后的玄学家利用道家观点解释儒家经典著作提供了支持与依据 ， 使儒家学说在更广泛的程度上接受、吸收、糅合其他学说的观点 ， 完善了整个儒学理论体系 ， 从而维护了其思想主流地位 。
因此 ， 玄学也成为了中国哲学史上承上启下的环节 ， 为其之后与佛学的融合及理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 元康时期的向秀、郭象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又提升了一个层次 ， 他们认为名教即自然 ， 自然与名教完全合一 。
『勾陈文史』灭人欲”，传统儒学是如何演变的？，“九世之仇可复”到“存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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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陈文史』灭人欲”，传统儒学是如何演变的？，“九世之仇可复”到“存天理】他们将儒家学说中的“天命”与“自然”相结合 ， 认为：“命之所有者 ， 非为也 ， 皆自然耳”
用自然的观点来解释“天命” ， 来表达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秩序紧密结合的观点 ， 从而使自然社会化 ， 即“儒化” 。
儒学在玄风劲吹的魏晋时期并没有从哲学史中消失 ， 玄学反而可以被看作传统儒学的翻新和重铸 ， 在社会动荡的魏晋时期保持了一份独特的风骨 。
玄学家的阶级属性使他们形成了尊儒内核 ， 而政治的压迫又使儒学的传承具有了玄学这样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 ， 儒学得以曲折地向前发展 ， 不断丰富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 。 宋明时期以理学为外壳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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