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道文化杂志』古 之 君 子 , 非 顯 即 隱( 二 )


『圣道文化杂志』古 之 君 子 , 非 顯 即 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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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稷盧
在袁中道的事例中 ,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士人在仕與隱兩端的徘徊、矛盾 。 袁中道的矛盾 , 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視為明清一般士人的矛盾 。 盛時泰是明中期南京的著名文人 , 《續金陵瑣事》曾載其趣事道:
高才博學 , 有聲文場 , 既屢失意 , 將老矣 。 居常仰屋而嘆 , 孺人沈氏聞之 , 則曰:「君見里中得意人乎?不過治第舍 , 買膏腴 , 榮耀閭里爾 。 以妾觀之 , 蓋有三殆焉:屈志狥人 , 一也;踰憲黷貨(违法贪污小编注) , 二也;生子不肖之心 , 三也;孰與君家居著書之為高乎 。 君且欲富貴即孝廉亦可圖 , 不則從君隱處山中何不可者 , 又免三殆之憂 , 顧獨奈何長嘆哉?」盛君笑應曰:「爾能是 , 吾今可為大城山樵矣」 。
盛仲交之妻雖非官場中人 , 但其三殆之說 , 實可與袁中道的觀感相印證 。 證諸袁氏兄弟的經驗 , 擔任官職實甚勞苦、多委屈──袁中郎吳縣令任內之多勞多怨 , 略可概見 。 而若全然奉公守法 , 則於個人經濟恐是得不償失 , 否則 , 難免「踰憲黷貨」──袁「作官十五年 , 尚有千金之債」 。 事實上 , 盛時泰(仲交)的「閒隱」生活 , 極為雍容優雅:「每日早起 , 坐蒼潤軒 , 或改兩京賦 , 或完詩文之債 , 命童子焚香煮茗若待客者 , 客至洒筆以成 , 酣歌和墨 , 以藉談笑 。 」 此種仕與隱之間的優劣 , 盛仲交應該不至於全然無知 , 只是科舉仕進之價值 , 總是難以排遣 。 而他這個賢慧的妻子卻明確地告訴他:中舉任官實不如其「家居著書之為高」 , 這應該不只是寬慰他的情境之言 , 也不是一廂情願的現實認定 。 在相當程度上 , 這可以當作是一種有別於科舉之途的另類價值的宣示與確認之辭 。 這背後有一定的社會文化為其基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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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网络
由於明清社會蹭蹬於仕途 , 甚至終身無成的士人為數甚多 , 因此 , 建構出一種有別於仕進之途的生活價值 , 可說已成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性需求 。 因此 , 明清「閒隱」文化的發展並非無著落地空想 , 而是與現實社會生活有緊密的關聯 。 《遵生八箋》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是承擔這項社會任務著作之一 , 在此書中 , 高濂也特別強調仕與隱各俱不同的社會價值 , 個人應當安於所擇:
居廟堂者 , 當足於功名;處山林者 , 當足於道德 。 若赤松之游 , 五湖之泛 , 是以功名自足;彭澤琴書 , 孤山梅鶴 , 是以道德自足者也 。 知足者 , 雖富貴不艷於當時 , 芳聲必振於千古;否則不辱於生前 , 必災禍於沒世 。 故足之於人 , 足則無日而不自足 , 不足則無時而能足也 。 ……人能受一命榮 , 竊升斗祿 , 便當謂足於功名;敝裘短褐 , 糲食菜羹 , 便當謂足於衣食;竹籬茅舍 , 蓽竇蓬窗 , 便當謂足於安居;藤杖芒鞋 , 蹇驢短棹 , 便當謂足於騎乘;有山可樵 , 有水可漁 , 便當謂足於莊田;殘卷盈床 , 圖書四壁 , 便當謂足於珍寶;門無剝啄 , 心有餘閑 , 便當謂足於榮華;布衾六尺 , 高枕三竿 , 便當謂足於安享;看花酌酒 , 對月高歌 , 便當足於歡娛;詩書充腹 , 詞賦盈編 , 便當謂足於豐贍 。 是謂之知足常足 , 無意於求足未足者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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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文人空间
高濂此處的論述 , 可以說是在試圖建構一套生活哲學 , 此種哲學將仕宧功名與閒隱生活並列 , 而其重點乃更在於為閒隱生活作價值上的認證 , 使其與強勢的仕宧價值對比下 , 得以「自足」 。 我們不難想像得到這裡所謂的「自足」 , 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是以仕途不利者為對話對象的 , 因為對一般士人而言 , 不能入仕總難免心有憾焉──如前引之盛仲交即是個明顯的例子 。 也就是說對士人而言 , 科舉不遂 , 總是生命的缺憾 , 在此之前的生活 , 總是一種不完整、不完美──「未足」的人生 。 高濂此處所言 , 可以說就是針對這種缺憾心理 , 提出心理建設之言 。 他嘗試建立閒隱生活的「自足」性 , 使之得以成為一種完整的人生寄托、生命價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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