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人文智慧课堂■| 韩文峻峭,韩学务实,战国时期君主缘何青睐韩非

作为荀子的学生 , 韩非得到了荀子的真传 , 理论功底比较扎实 。 既有对宫廷政治的亲历亲见 , 又有学术思想名家的指点 , 再加自己的理论悟性 , 造就了韩非超越于其他人的政治卓识 。 他给我们留下来的文字 , 是公认的先秦散文的“四大台柱”之一 。 按照郭沫若的说法 , 韩文的峻峭 , 与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相比 , 实在是各有千秋 , 难分伯仲 。
韩非的一生 , 思想大于行动 , 立言胜过立功 。 因此 , 要认识韩非 , 从思想与文字着眼 , 能够更准确地描绘出韩非的肖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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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学体现了“善之渴望” , 是“向善之学”;
韩学体现了“真之追求” , 是“求真之学” 。
在先秦时期一流思想家群体中 , 韩非对于政治实践的介入最深 。 他生于韩国宫廷 , 死于秦国宫廷 , 飞来飞去帝王家 , 从这个君主身边辗转到那个君主身边 , 因此 , 韩非对于现实政治的理解也是最准确的 。 正是这样的现实主义风格 , 为韩非的思想与文字打上了冷峻的色彩 。 如果与其他学派稍作比较 , 这种色彩就更鲜明了 。
以韩非与儒家的关系为例 。 如果说韩非是冷峻的 , 那么孔孟就是温热的 。 冷峻的韩非注重现实的利害关系 , 因而可以看作是极端的现实主义者;温热的孔孟重义而轻利 , 因而可以看作是极端的理想主义者 。 韩非的现实与冷峻 , 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 , 满足了精明的君主们的需要 , 所以 , 秦王一读到韩非的文章 , 就产生了“甚合我意”之感 。 可见韩非的话 , 真是说到君主们的心坎上了 。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 , 孔孟的理想主义 , 因为过于高蹈 , 往往令各国君主们敬而远之 , 因为不好用啊 。 所以 , 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 , 在奔走于各国的路途中 , 几乎处处碰壁 , 最后只落得个无功而返 。 所以 , 孔子与孟子的简历 , 大致都可以归结成一句话:游说各国君主不成 , 最终只好寄身于教书先生的行业 。 至于韩非 , 则是君主们争抢的对象 , 韩王安舍不得 , 秦王政非要不可 。 反差如此之大 , 原因只在于 , 孔学与韩学的精神不同:孔学体现了“善之渴望” , 是“向善之学”;韩学体现了“真之追求” , 是“求真之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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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 在儒家的系统中 , 还包括荀子 。 他是韩非的老师 。 他没有孔孟那样浓厚的理想主义 。 他是儒家的现实主义者 , 但又不像他的学生韩非那样冷峻 。 他的学说虽然出于儒家 , 但又广泛吸取了百家的智慧——尤其是法家的智慧 , 因而可以视为儒家与法家共同孕育出来的混血儿 。 这是荀子的优点 , 但也可以说是一个缺陷:个性不够突出 。 不像孟子 , 善养浩然之气 , 调门提得老高 , 因而满足了人们对于理想化、纯粹化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也不像韩非 , 只说利与害 , 只讲权与术 , “酷”就“酷”到底 , 从而为丛林世界中的残酷而血腥的竞争提供了技术指导 。 高又高不上去 , 低又低不下来 , 这就是荀子悲剧的根源 。
乱世用韩非 , 治世用孔孟;
战国用韩非 , 统一用孔孟 。
放眼环顾春秋战国时代的精英人物 , 他们虽然胸中各有丘壑 , 但也包含着一个最大公约数 , 那就是“天下一致而百虑 , 同归而殊途” , 讲的都是一个“治” 。
虽然都讲治国之道、治理之术 , 虽然表达与修辞可以百花齐放 , 但是 , 专就应用价值而言 , 尤其是在“求真务实”方面而言 , 韩非的优势却是明显的 。
春秋时代 , “弑君三十六 , 亡国五十二 , 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 这样的形势 , 在战国时代越演越烈 。 在一个国家随时消灭另一个国家的时代 , 各国君主最急需的“高新技术”是权谋术、斗争术、合纵连横术 。 浓得化不开的政治浪漫主义 , 只能让各国君主们敬而远之 。 也许有人会说 , 既然孔孟的东西不行 , 为什么后来又得势了呢?回答是:世易时移嘛 。 孔孟的东西在急促的乱世、在战国时代虽然不好用 , 但在从容不迫的大一统时代 , 却可以成为香饽饽 , 因为他们讲的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 , 对于维护既有社会秩序 , 那是相当地有效 。 概而言之:乱世用韩非 , 治世用孔孟;战国用韩非 , 统一用孔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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