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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频道#从“受害者”到“受害共同体”：后真相时代的日本二战电影( 二 )


“受害共同体”的历史影像形塑
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曾提到 ， 大众媒介是记忆被历史、文化、政治形塑和建构的重要场所和手段 。二战后 ， 战争电影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表现工具 ， 在日本经历了“宣战”、“反思”、“消费”三个阶段 。当战争被消费为一种共同的苦难时 ， 数以万计的人们甘愿为大和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 ， 舍身赴死 ， 成为彼此相互联结的平等意象 ， 并最终形成日本民众对“受害共同体”的认同 。但由于这种情感共同体主导呈现出对历史“非忏悔化”的认知模式 ， “战争责任由谁来承担”等问题至今含混不清 ， 从而导致日本民族很难实现与东亚其他民族的有效和解 。加上日本二战电影通过重新解构将影像置换为“个体记忆” ， 以个人的记忆之名规避集体记忆的厚重 ， 淡化和遮蔽自身对亚洲各国殖民侵略行径的反省 。日本学者藤原归一曾指出：“日本国民并非是因为经历了太长时间而遗忘了战争 ， 而是因为不愿看到某种东西而早早的闭上了眼睛 。”在战争历史真相面前 ， 个体选择性记忆和遗忘的目的就是要剥离与罪恶的关系 ， 实现后世继承历史记忆的“无辜化”与“清白化” 。
#历史频道#从“受害者”到“受害共同体”：后真相时代的日本二战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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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舰队长官山本五十六》海报
历史记忆作为一种文化认同 ， 是可以被选择的 。日本不断用“历史的橡皮擦”消除自己对亚洲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加害者记忆” ， 选择了以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东京大轰炸和太平洋战争的惨烈作为自身“受害者记忆”的有效证据 。即便是伪历史记忆的表达装置 ， 二战影像已然成为近代日本历史的一面“内视镜” ， 是日本在新的战争史观下对二战追思怀旧悲情释放的呈现 。虽然历史上的战争逐渐远离生活 ， 但媒介记忆中的“战争”从未停止 ， 并有“再生产”的加速之势 。随着日本右翼势力的兴起 ， 部分顽固分子认为日本当下年轻人贪图享受 ， 厌恶战争 ， 对历史惘闻不顾 ， 因此要培养他们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 ， 通过影像为军国主义“招魂”和“慰灵” 。例如 ， 二战题材电影《永远的零》《吾为君亡》《男人的大和号》《联合舰队长官山本五十六》不断炮制颂扬大和战舰“军威”、招魂立志的“海战”和“零战”叙事 ， 以丰富多元“美化历史”的影像伪史 ， 将日本是战争“加害者”的历史本相篡改为战争“受害者” 。即使银幕上表现的是反战的内容 ， 也往往闪烁其辞、含混不清 。“或者对敌国情况不愿着墨 ， 对敌人描述模棱两可 ， 通过各种温情书写 ， 模糊化处理日本的战争罪行 ， 竭尽粉饰假象、自我欺瞒之能事 。”
#历史频道#从“受害者”到“受害共同体”：后真相时代的日本二战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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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零》海报
虽然当下不同政治立场的群体在回望、书写日本的二战史中充满分歧与对立 ， 但在“原爆”（原子弹爆炸的简称）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即用美国投掷的两颗原子弹 ， 在国际舆论场“清洗”日本的战争罪孽 。在二战记忆逐渐模糊和改写的过程中 ， 日本通过“原爆”素材（包括史料档案、原爆文学、艺术展览与影像传播）获得了“二战受害者”的国际道德权利 ， 可以去“审判”他国 ， 用“受害者”（是世界上第一个且是迄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的道德神话 ， 结成与其他二战“受害共同体”的情感同盟 。近年来“原爆”题材电影不断翻新 ， 如《我的广岛父亲》《我的长崎母亲》《爆心》以家族情感代际 ， 传承“原爆”的身体创伤、心理创伤和文化创伤 ， 成为日本当代“受害共同体”形象最为显著的标的 ， 形塑进而颠覆“隔代”特别是青年新生代的历史记忆 ， 误导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战后日本青年一代 。当历史行为被悲悼情绪左右 ， 在现实的陈设、讲解、推广、宣传上“悲情化”“美学化”之后 ， 进而将侵略战争“人性化”“正当化” ， 其指向性谬误影响甚远 。作为影像选取的素材 ， 历史不应该被断层“采集” ， 无因无脉 ， 成为“不言战败”的历史孤镜 ， 最终形成一种固化的、可接受的“影像伪史”被继承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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