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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频道#从“受害者”到“受害共同体”：后真相时代的日本二战电影

北京联盟_原题是: 从“受害者”到“受害共同体”：后真相时代的日本二战电影
日本著名电影理论家、评论家岩崎昶曾说：“日本电影史有一半是战争电影史 。”按照战争类型与发展阶段 ， 日本战争电影发展可分为五个阶段 。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叶以报道日俄战争战地实况的新闻纪录片为主 ， 《旅顺大海战》《九连城大激战》等纪录片作为战时精神动员的文化手段 ， 旨在向民众灌输军国主义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严禁拍摄具有社会批判倾向的影片 ， 出现了《军神乃木》《忠烈肉弹三勇士》等歌颂军队胜利与军神英雄的“国策电影” 。日本战败后向民主主义国家过渡时期由于相对开放多元的战后民主环境 ， 出现了《人间的条件》《原子弹下的孤儿》《二十四只眼镜》等一系列反思战争罪恶、揭示人性挣扎的“反战电影” ， 出现了战争“受害者”的形象 。右翼保守势力复活时期再次出现颂扬大和民族战斗精神的《军阀》《决战冲绳岛》等“动荡的昭和史”系列和《啊！海军》《啊！江田岛》《啊!特别攻击队》等“颂战电影”系列 。新世纪以来 ， 战争影像呈现出在新历史语境下的记忆重构与多元消费 ， 《永远的零》《吾为君亡》《男人们的大和号》等电影中的战争历史叙述出现了“苦情叙事”、“后记忆叙事”、“反战败叙事”等新的变体 ， 造就了二战影像从“受害者”到“受害者共同体”过渡的“记忆之场” 。
“后真相时代”日本媒介对战争记忆的篡改
随着战争记忆主体——战争亲历者的记忆风化及相继离世 ， 战争记忆变得模糊而多义 ， 日本教科书教育上刻意淡化明治维新以来的侵略历史 ， 大众媒介不断制作新的“受害”历史话语舆论 ， 在教育与媒介的共同形塑下 ， 日本新一代青年正逐渐远离真相 ， 走进一个媒介型构的“后真相时代” 。介于此 ， 人们对待个人和历史事件把情感和感觉置于首位 ， 情绪的影响力大于事实本身 ， 而将证据和真相置于次要地位 。由于缺乏积极的舆论引导 ， 当代日本社会不断出现以人的情感为导向、以“影像招魂”为主题的媒介文化 ， 在战争记忆的情绪迎合、偏见强化和情感煽动等方面发挥了主观作用 。
二战后 ， 德国从纳粹统治走向民主政治的重建过程中 ， 逐渐完善了其以反战为宗旨的政治和法律体系 ， 德国教科书也将对纳粹的抵抗、对宣传洗脑政策的否定提升到民族认知、民德改良的新高度 。德国在外来力量的干预下实质性地改革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 ， 以“悔罪”方式承担起发动战争、屠杀犹太人等历史责任 ， 努力“清洗”民族史上的罪行污浊 ， 正视发动战争产生的创伤与“二次创伤” ， 重新树立起强调制宪和自由平等人权的新德国形象 。近年来德国的二战电影如《帝国的毁灭》、《希特勒的男孩》、《我们的母亲 ， 我们的父亲》中多以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作为电影主题 ， 其媒介再确认功能以“战争加害者”视角为主 。
#历史频道#从“受害者”到“受害共同体”：后真相时代的日本二战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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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海报
但同为二战法西斯轴心国的日本 ， 在影像上就形成了与德国不一样的视角与主题 ， 其二战电影往往掩盖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侵略行为和“加害者意识” ， 较少提及战争中日本对他国的侵略、屠杀与制造的惨案 。例如 ， 二战电影《尊严》《归国》《我们的战争》以“英灵”还魂转世的剧情操作人心 ， 仅凸显其中参战的日本军人 ， 被卷入战争的平民个体在东京大轰炸、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太平洋战争中所遭受的创伤记忆 。这种非伦理化的叙事方式、悲壮哀怜的唯美化艺术倾向可称之为“物哀”或“哀感”叙事 。然而 ， 这些不过是对日本国民和民族精神具有伪饰性色彩的美化与圣化 ， 以细腻温情的“和式”物哀美学 ， 传递战争中的所谓的人道主义情怀 ， 处处彰显日本人所谓坚忍不拔、为国牺牲的“人性光辉” ， 凸显战争受害者的冤屈视角 ， 呼吁对“和平”的珍惜 ， 掩盖日本人所犯下的残酷罪行 。通过这种叙事方式 ， 日本战争形塑出一个个典型的日本二战“受害者”形象 。随着“后真相时代”媒介记忆操控了公众的心理和情感转向 ， 二战电影已经成为一种“充满争议的记忆” ， 成为20世纪初至今日本最重要的集体记忆之一 ， 对真实历史记忆的书写构成严峻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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