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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杀童案主角黄一川： 被判死刑的精神病人

上海杀童案主角黄一川： 被判死刑的精神病人原创 南方周末上海杀童案主角黄一川： 被判死刑的精神病人
▲ 2019年5月23日 ， 上海一中院依法公开宣判被告人黄一川故意杀人案 ， 以故意杀人罪对被告人黄一川判处死刑 ，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 （上海一中院微博截图/图）砍人之后 ， 黄一川接下来的行为让一位目击者感到费解——他扔掉了手中的菜刀 ， “倚靠小区围墙站定、掏出香烟并点燃” 。一个精神病人妄想有人要害他 ， 他为了避免被害 ， 就可能采取反制措施用以“自卫” ， 他妄想的内容是不存在的 ， 但采取的反制措施却是真实的 。一审判决：“虽患有精神疾病 ， 但其并非在病理反应下针对妄想对象进行报复 ， 亦非不加选择地对他人实施暴力 ， 而是经过反复权衡 ， 有意识地选择弱小的小学生为杀害对象……只有依法从严惩处……”本作品著作权归南方周末独家所有 ， 授权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独家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 ， 任何第三方未经授权 ， 不得转载 。 文 | 南方周末采访人员 柴会群责任编辑 | 钱昊平二审开庭4个月后 ， 2019年12月30日 ，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 ， 维持一审对黄一川的死刑判决 。黄一川是上海世外小学砍杀案的凶手 。 2018年6月28日中午 ， 时年29岁的他手持菜刀 ， 在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南门口连砍4人 ， 致两名小学生当场死亡 。与一般恶性杀人案不同 ， 酿成此案的黄一川是个精神病人 ， 经专业机构鉴定 ， 其作案时处于发病期 ， 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案件目前处于最高法院死刑复核阶段 。 南方周末采访人员查阅相关法律文书 ， 采访了其家人、律师、会诊医生以及司法精神科鉴定从业人员 ， 试图还原黄一川的杀人动机及其被判死刑的司法逻辑 。1 案发次日启动精神鉴定砍人之后 ， 黄一川接下来的行为让一位目击者感到费解——他扔掉了手中的菜刀 ， “倚靠小区围墙站定、掏出香烟并点燃” 。另一位目击者则注意到 ， 杀人之后的他“在笑” 。出事那天是黄一川从广州到上海的第二十二天 。 到上海之后他住在离世外小学十多公里的一家旅馆里 ， 每月租金800元 ， 10个人一间房 。 2017年 ， 黄一川曾到上海求职 ， 也是住在那里 。 旅馆老板说 ， 黄2018年那次住下后自称是“帮人家老板卸货的” 。实际上 ， 黄一川并没有工作 。 2012年大学毕业之后 ， 他先后换了二十多家工作单位 ， 待得最久的一家也不到3个月 ， 最短的仅1周 。他对办案人员说频繁换工作的原因是 ， 所有的老板、同事都“欺负”他 ， 主要是“言语上的” ， “说我学识低、素质低 ， 骂我垃圾” ， 有时也“拳打脚踢” 。暂住旅馆期间 ， 黄一川给不少人留下了“异常”印象 。“我看他有时候经常一个人坐在那里抽烟 ， 也不知和其他人交流 ， 看上去有心事的样子……”旅馆老板对办案人员说 。另一位舍友的回忆是 ， 那一阵时常听到他一个人笑：“感觉很怪 ， 看手机在笑 ， 洗澡也在笑 。 ”对警方来说 ， 更加奇怪的是黄一川的杀人动机 。“我觉得我无辜 ， 我吃亏了 ， 在我工作的几个单位 ， 别人都欺负我 ， 我要补偿回来 ， 要报复回来 。 ”在案发后警方做的第一份笔录中 ， 黄一川这样解释自己砍杀小学生的行为 。事实上 ， 他与所有被害人均素不相识 。 如果真有人“欺负”他 ， 为何将小学生作为自己“报复”的对象？案卷材料显示 ， 他一会说 ， “……小孩子很弱小 ， 没有抵抗能力 ， 我想到玉石俱焚了” ， 一会又说 ， “他们正好出来我就动手了 ， 谁碰上谁倒霉 。 ”警方感到了黄一川的异常 。 2018年6月29日 ， 也就是案发第二天 ， 上海市公安局即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他进行精神鉴定 。在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原主任刘锡伟看来 ， 上海警方在第一时间对黄一川启动精神鉴定 ， 体现了司法的进步 。刘锡伟说 ， 在以前的司法实践中 ， 出于种种原因 ， 疑似精神病人未经鉴定即被审判并不鲜见 。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2006年邱兴华杀人案后 ， 很多专家都认为邱是精神病人 ， 公开呼吁为其做精神鉴定 ， 但最终邱未经鉴定即被判处死刑 。因案情重大 ， 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除了安排该院5名法医对黄一川进行鉴定之外 ， 还请了多名资深精神科临床医生会诊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王小平是参与会诊专家之一 ， 在王小平看来 ， 精神病人肇祸后是否会受到刑事处罚 ，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办案人员对精神病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 。20世纪90年代 ， 他曾经参与鉴定过一起案子 ， 医院鉴定杀人嫌犯没有精神病 ， 法院判了死刑 ， 之后报到最高法核准 ， “法官很厉害 ， 看了案卷后怀疑有（精神）病 ， 打回来让我们去看 ， 我们一看果然有病 。 ”王小平感觉近年来高层级法院在这方面进步很明显 。2 被害妄想精神鉴定程序启动之后 ， 黄一川又暴露出更多的反常行为 。鉴定人员将这些反常行为主要归纳为三类：妄想、幻听和被洞悉感——均为典型的精神分裂症症状 。在刘锡伟看来 ， 黄一川所说的被“欺负” ， 并非真的有人欺负他 ， 而是源于他的妄想——他把妄想的内容当作事实 ， 并在此支配下作出各种反常举动 。曾做过五十多例司法精神鉴定的刘锡伟认为 ， 在司法精神鉴定实践中 ， 如果能够认定精神病人是受妄想支配作案 ， 就可对应刑法第十八条规定 ， 精神病人也将因此不负刑事责任 。黄一川的妄想内容之一 ， 是别人都欠他钱 。 案发之后 ， 警方获取了黄一川的一个笔记本 ， 上面有黄亲笔写下的数页“账单” ， 所涉及的人大都是他以前的老板：傅某某（某设计院） ， 2012年欠黄一川15万元人民币和365个耳光；张某某 ， 欠黄一川45万元人民币+365个耳光+一条腿……在每一页“账单”上 ， 黄一川都写下“欠钱不还的人都该死！！！”的字样 ， 对于其中几名“债务人” ， 黄一川还曾发短信辱骂对方 ， 让其“还钱” 。按照记录 ， 警方找到了上述当事人 ， 所有人都否认与黄一川存在债务纠纷或其他矛盾 。再问为何要作上述记录 ， 黄语焉不详：“万一我出了什么事 ， 他们脱不了干系 。 ”笔记本上还有这样的话：“张某某（某建筑设计院） ， 欠黄一川20万元人民币和一颗眼珠子” 。 办案人员问及此事时 ， 他答：“眼珠子可以不要 ， 把20万换成40万 。 ”这些怪异行为在王小平看来 ， 是源于黄一川的被迫害妄想：他认为别人“欺负”了他 ， 所以有义务对他作出补偿——要么给钱 ， 要么用身体器官补偿 。黄一川的二审代理律师胡朝晖调查发现 ， 黄从大学时期就有被害妄想表现 。 那是在大三寒假回家的路上 ， 黄打电话给母亲说自己被人追杀 ， 母亲信以为真 ， 便委托一个亲戚去救黄一川 ， 亲戚见到他后 ， 发现并没有什人“追杀”黄一川 。这位亲戚向南方周末采访人员证实 ， 当年确有此事 。二审开庭时 ， 黄一川曾“回忆”他当年被“追杀”的经历：“……我买了票之后在那里坐着 ， 由于我口渴 ， 想去买点水喝 ， 走到外面的时候发现有两三个人拿着刀朝我冲过来 ， 我就没命地跑……”刘锡伟解释 ， 被害妄想是精神病人肇祸的主要病理性动机之一——比如一个病人妄想有人要害他 ， 他为了避免被害 ， 就可能采取反制措施用以“自卫” ， 他妄想的内容是不存在的 ， 但采取的反制措施却是真实的 。不仅“妄想” ， 黄一川还会“幻听” 。按他对鉴定人的说法 ， 此前一两年 ， 他被一种“噪音”所困扰 。 这种噪音并不固定 ， 有时是碗筷声 ， 有时是汽车鸣笛声 ， “在你高兴时 ， 就发出来 ， 就像唱歌似的 。 接着 ， 还有小孩哭闹声、吐痰声 ， 都冲你来 。 ”黄一川的叙述中 ， 2018年他在老家过春节时 ， 这种声音更加强烈且持续 ， 让他晚上睡不着 ， 他曾问过别人能否听到这些声音 ， 别人说听不到 。 他便认为这声音是有人刻意针对他制造的 ， 并且利用了物理上的“共振”原理——只符合他的“频率” ， 不符合别的频率 ， 所以他能听到 ， 别人听不到 。至于别人为什么要针对他制造这种所谓的噪音 ， 黄的解释是：“第一 ， 嫉妒我；第二 ， 怕我变得更强大 。 ”而且 ， 他认为还有“幕后主谋” ， 且“职位肯定不低” 。警方曾到黄一川家调查周边环境 ， 发现并没有连续较大噪音扰民等情况 。但这种“噪音” ， 却让他饱受折磨 。 “我觉得都活不下去了 ， 身体被掏空 ， 内脏痛 。 别人那么害我 ， 我活不到30岁 ， 我经常想 ， 可以啊 ， 别人让我死 ， 我不能乖乖地让别人拿刀砍我 ， 我不可能等死 。 ”他对办案人员这样说 。除了被害妄想、幻听 ， 黄一川的反常行为还包括“被洞悉感” 。他对鉴定人员说 ， 从参加工作开始 ， 自己的事情别人知道 ， “他们像我肚子里的蛔虫 ， 我想什么都知道 。 ”浙江精神卫生所原所长徐嗣荪对黄一川的作案动机作出这样的分析：因被迫害妄想而不与他人交往 ， 以致5年中常为摆脱险境而突然不辞而别地丢掉工作出走 ， 他还因感到自己的思维被旁人洞悉而出现不安全感和被控制感 。 随着妄想发展 ， 又出现了关系妄想 ， 认为周围人们都在迫害他 ， 使得他苦不堪言 ， 并坚信全中国13亿人都想要他死 。 作案之前 ， 黄一川莫名其妙地认为自己活不了一年了 ， 于是临死前对几个小学生先下手 ， 因为他妄想这些孩子也要杀他 。3 祖母患有精神分裂症1989年出生于湖南某县的黄一川 ， 是张艳红与前夫黄明强的独子 。 二人已于2000年协议离婚 ， 此后黄一川主要与母亲一起生活 ， 父亲负担他的学费 。从小学习成绩一直不错 ， 黄一川曾被认为是表兄弟姊妹当中最有出息的一个 。 2012年他从湖南科技大学建筑学专业毕业后 ， 曾两次考研究生 ， 均以失败告终 。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 他一直跟父母说自己考上了 ， 还说是公费 。 他对母亲自称“研究生毕业”之后 ， 还在上海找到一份工作 ， 年收入最少也二三十万 ， 张艳红为此“高兴得要死” 。黄一川还自称找了个女朋友 ， 女孩的父亲是交通银行副行长 ， 甚至还说婚期已定在2018年11月 ， 已在上海预订了婚宴 ， 一共三十多桌 。小姨张艳青看到“女朋友”照片后 ， 发现女孩漂亮得像个明星 ， 本能地不相信 ， “问他要合影他也拿不出来” 。母亲张艳红还听黄一川说 ， 他在上海（一说在无锡）买了房子 ， 欠了不少贷款 。 张艳红也是将信将疑 ， 她知道以上海的房价 ， 儿子很难买得起房子 。父亲黄明强早就怀疑黄一川没有正式工作 。 2018年3月 ， 他曾托亲戚帮黄一川在东莞找了份工作 ， 是家国企 ， 黄一川开始答应去 ， 反来又变了 。 “他说有工作、有单位 。 ”血案发生之后 ， 张艳红才明白 ， 儿子之前跟自己所说的考上研究生、有女朋友、在上海买房子之类的话 ， 都是不存在的 。2018年1月30日下午 ， 出门半年多的黄一川回家过年 ， 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回家 。 这次在老家 ， 黄一川除了拿菜刀出门之外 ， 还有一些奇怪表现 ， 比如有一次把客厅一袋垃圾用木棍挑起来往过道上扔 ， 听到周边有什么响声都会大喊大叫 。有几次 ， 黄一川甚至动手打张艳红 。 她说最早在大二放寒假时 ， 儿子就对自己动过手 ， 但碍于面子 ， 她一直没跟亲戚们说 。2018年3月5日 ， 黄一川离家4天前 ， 张艳红感到了事态严重——她发现儿子曾两次拿菜刀出门 。 在发给前夫黄明强的短信中 ， 她警告后者“还不重视很危险” ， 并建议其跟儿子出门 ， 看看到底什么情况 ， “你不想办法扭转这局面 ， （给儿子）找个正式单位 ， 以后讨个老婆都成问题 。 ”黄明强没有回复 。除了警告 ， 张艳红还曾向前夫发出这样一条短信 ， 称黄一川“看来是遗传他奶奶的精神病了 ， 还不管 ， 我也不想管了 ， 你看着办吧” 。当地村委会和残联出具的证明 ， 都称黄一川的奶奶有精神分裂病史 。 黄明强也证实其母患精神分裂症长达三十多年 ， 发病时到处乱跑 ， 还会打人 。老人已于2014年去世 。 黄明强说 ， 家人也带母亲去医院看过多次 ， 但最终没能治好 。 这成为他父亲和他平生的最大遗憾 。黄明强承认 ， 自己以前怀疑过儿子是不是得了精神病 ， 但并不是很重视 。4 从“两分法”到“三分法”基于黄一川的家族遗传史及前述精神症状 ， 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5名鉴定人认定黄一川患有精神分裂症 ， 作案时处于发病期 。 不过 ， 鉴定人同时还评定 ， 黄一川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作为会诊专家之一 ， 王小平告诉南方周末采访人员 ， 与一般人的理解不同 ， 根据法律规定 ， 精神病人杀人并不意味着一定不负刑事责任 ， “幻觉、妄想并不必然导致精神病人杀人 ， 实际上大部分精神分裂症病人都不会杀人 。 ”一审开庭时 ， 鉴定人之一张钦廷出庭作证 ， 他向法庭解释 ， 对于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 ， 全国统一使用“三分法” ， 即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和无刑事责任能力 。“三分法”源于1997年修订后的新刑法 。 而根据“79刑法”第十五条的规定 ， 司法精神鉴定适用的是“两分法”：要么有刑事责任能力 ， 要么无刑事责任能力 。修订后的刑法多出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这一情形 。 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 。据黄一川的精神鉴定意见书 ， 鉴定人评定黄一川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的依据是：其对作案对象具有明显的选择 ， 并未选择对妄想指向对象进行报复 ， 也非不加选择地报复社会 ， 而是经过反复选择 ， 以小学生作为自身“痛苦”的发泄对象 ， 并且作案前两次去过作案地点“踩点、构思” ， 作案后对作案行为表示后悔等 。王小平的观点是 ， 假如黄一川“报复”的人是他的妄想对象而不是儿童 ， 那被认定为“丧失辩认或控制能力”的可能就比较大 ， 并会因此被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 从而免于刑罚 。不过 ， 在徐嗣荪看来 ， 就其了解的情况来看 ， 黄一川的妄想对象已经泛化 ， 并不是固定的某个人 ， 他甚至怀疑13亿中国都要他死 ， 并认为儿童在成年人引导下也可以害人 ， 并举出其在武汉乘公交车时曾“受儿童欺负”的例子 ， 表明他也把儿童发展成妄想对象了 。而受害人的辩护律师却认为 ， 黄一川是反社会人格障碍者 ， 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 据财新网报道 ， 一位受害人的母亲不认为黄一川有精神病 ， 理由是他之前没有看过精神科 ， 连心理医生也没看过 。5 从轻处罚？是“可以” ， 不是“应该”得知黄一川被鉴定人评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后 ， 刘锡伟曾经以为黄一川或可以保住性命 。他的判断依据是 ， 1997年新刑法之后的司法实践中 ， 精神病人行凶后 ， 通常只有在被鉴定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况下才会判死刑立即执行 ， 鉴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后 ， 仍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况极为罕见 。然而 ， 黄一川一审却被上海市一中院判处死刑 。 王小平对此并不感到意外 ， 他认为法院这样判决可能有“平息（社会）矛盾”的考虑 ， “案子影响太大了 ， 杀的是两个无辜的孩子” 。 据财新网报道 ， 受失子之痛打击 ， 有的受害人家长患上了抑郁症 。在王小平看来 ， 法官判黄一川死刑没有错 ， 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 。 ”但上述法律条款中用的是“可以”一词 ， 而不是“应该” 。 王小平说 ， 具体怎么判 ， 由法官决定 。一审判决书详述了不对黄一川予从轻处罚的理由：“对于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犯罪,……一般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不能一概而论……黄一川虽患有精神疾病,但其并非在病理反应下针对妄想对象进行报复,亦非不加选择地对他人实施暴力,而是经过反复权衡,有意识地选择弱小的小学生为杀害对象……只有依法从严惩处,才能维护公共安全、伸张社会正义,起到惩罚和预防犯罪的作用 。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之后 ， 黄一川上诉 ， 并聘请律师胡朝晖任辩护人 。二审开庭时 ， 控辩双方展开激辩 ， 胡朝晖强调 ， 黄一川是精神病发作杀人 ， 是受病理性动机驱动 ， 而非因仇视和报复社会杀人 。 他认为此案是一个悲剧 ， 并申请为黄一川重新做精神鉴定 ， 将此案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无期徒刑 。公诉机关则用四个“极其”形容黄一川作案的恶性程度：动机极其卑劣 ， 犯罪手段极其残忍 ， 犯罪后果极其严重 ， 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 并强调 ， 是否对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 法律规定的是“可以” ， 而非“应当” ， “也要考虑案件的恶性程度、社会危害性等各方面因素” 。黄一川在二审庭审中表示自己受到“欺负” ， 但否认预谋杀人 ， 甚至说自己不记得当时杀了人 。 “我当时玩着玩着 ， 头脑有出汗的感觉 ， 就什么也没想 ， 清醒之后感觉被很多人打 ， 我就被扭送到公安局了 。 ”作最后陈述时 ， 黄一川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杀人 ， 我对于这次发生的事情十分后悔 ， 十分歉意 ， 我想尽最大努力对被害人家属进行赔偿 ， 以弥补我的过失 。 ”不过 ， 法庭没有给他机会 。上海市高院终审裁定依然认为,黄一川依法不足以从轻处罚 ， 维持死刑判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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