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议：完善应急法律制度提升应急管理法治化水平( 二 ) 一些疫情管控措施脫離法治軌道專家建議

　　孙煜华指出，最严厉的管制措施确实有成效，但也要注意到，这些超出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应急措施，大幅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如果不能在法律层面得到确认和规制，容易引发外界的合法性质疑，对高效解决极端事态也十分不利。

　　“建议尽快制定紧急状态法。一方面，赋予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管制合法性，让其能更果断地化解危机，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应在法律层面(特别是程序法上)规制政府权力，防止政府管制权失控。 ”孙煜华说。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防控期间，一些地方采取了一些极端甚至违法的手段，没有做到依法科学有序防控。

　　工作人员冲进村民家中，对打麻将的村民辱骂殴打；为防止人员进出，在密切接触者家门外安装铁栏；不允许外出工作人员返回小区……一些地方采取的疫情管控措施，已经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脱离了法治轨道。

　　“在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政府会有很多特殊的权力可以行使，在行使这些权力的过程中，必然会对个人的利益边界造成压缩。这就存在一个度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通过法律来控制好这个度，避免权力被滥用，实现政府行使权力与个人利益保护的平衡，从而做到依法科学有序防控。 ”林鸿潮说。

　　遵循科学规律改革应急体制

　　林鸿潮指出，吸取“非典”教训而制定的突发事件应对法，确立了政府综合协调、属地管理为主、应急响应重心下移等基本原则，但这些符合应急管理基本规律的原则，并没有在我国的应急法律制度中得到坚持，使得一些领域的应急单行法还保持着部门为主、“条”重於“块”的色彩。

　　“例如，对於疫情资讯的发布和处置，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主要权责在地方政府；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则在国家卫生部门，严格地讲，只有国家卫健委将新冠肺炎列入法定传染病目录，各种相关法律制度才具备了适用的前提。 ”林鸿潮说。

　　支振锋同样注意到这一问题，他举例说，在预警制度上，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 ，与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时发出传染病预警，根据情况予以公布”明显相矛盾。

　　支振锋说，在“非典”和汶川地震之後，我国强化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法治，形成了包括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及《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为主体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但公共卫生应急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不协调问题，仍然客观存在。

专家建议：完善应急法律制度提升应急管理法治化水平(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