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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煟，一位不该被遗忘的南宋知县

南宋人董煟 ， 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 。 这位1193年的进士 ， 只做过知县之类的小官 ， 没有什么传奇故事可供后世流传 。 但他撰写了中国第一部处理灾荒的专著《救荒活民书》 。 书中 ， 董煟将救荒的核心政策总结为五项 。 前三项相当常规 ， 分别是：国家打开常平仓；发放义仓（官府强制民众做的粮食储蓄）之米；劝有米的大户卖粮 。 后两项却与当时官府的一贯做法完全相反——第四项是“遏籴有禁”——遇上灾荒 ， 各地州县就“环视壁立” ， 禁止本地粮食出境 ， 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只会加重灾情 。 第五项是“抑价有禁”——遇到灾情 ， 官府就出面压制市场上的粮价 ， 甚至直接由官府制定很低的粮价 ， 这种事不能干 。

董煟，一位不该被遗忘的南宋知县

图：《救荒活民书》封面 ， 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 “抑价有禁”一条 ， 可谓洞彻世情 。 对于为何不能压制市场上的粮价 ， 董煟有这样一段解释： “比年为政者不明立法之意 ， 谓民间无钱 ， 须当籍定其价 。 不知官抑其价则客米不来 。 若他处腾涌而此间之价独低 ， 则谁肯兴贩？兴贩不至则境内乏食 。 上户之民有蓄积者愈不敢出矣 。 饥民手持其钱 ， 终日皇皇无告籴之所……若客贩不来 ， 上户闭籴 ， 有饥死而已耳 ， 有劫掠而已耳 。 可不思所以救之哉？惟不抑价非惟舟车辐凑 ， 而上户亦恐后时 ， 争先发廪 ， 而米价亦自低矣 。 ” 大意是：以前的为政者不懂 ， 认为民众没钱 ， 须由官府出面压制粮价 。 却不知官定粮价后 ， 别处粮价高 ， 此处粮价低 ， 商人自然不愿意再将外面的粮食运来 。 外粮不再进来 ， 境内就会缺粮 。 境内越缺粮 ， 家中有积蓄的富户为求自保 ， 就越不敢把自家的粮食拿出来 。 于是 ， 饥民们手里拿着钱 ， 却找不到可以买粮食的地方 ， 要么饿死 ， 要么去抢劫 。 反之 ， 如果不抑制粮价 ， 外面的粮食不断进来 ， 境内的富户也敢把粮食拿到市场上 ， 粮价就会很自然地降下来 。 董煟还说 ， 自己走访底层时 ， 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饥荒年份 ， 有余粮的富户 ， 并不愿将粮食卖给本地民众 ， 反与“外县牙人”（外地的粮食收购商）做生意 。 究其原因 ， 仍然在于上面对米价的压制 。 政策的本意虽是“存恤细民” ， 想要帮底层民众一把 ， 但却造成周边地区米价高于本地的状况 ， 有粮的富户不愿贱卖粮食 ， 民众找富户加价购粮 ， 富户又怕违反政策被人告发 。 所以 ， 最后只有外地来的粮商能从他们手里买到粮食 ， 本地民众反陷入更深的饥荒 。 董煟说 ， 如果我们不压制粮价 ， 考虑到运费、人情等因素 ， 富户们自然会优先选择将粮食卖给本地民众 。 为了增强说服力 ， 董煟还举了两个真实的案例 。 一例是范仲淹做杭州的地方官 ， 当地出现饥荒 ， 市场谷价涨至每斗120文 ， 范仲淹更进一步 ， 将粮价提升至每斗180文 ， “商贾闻之 ， 晨夕争先惟恐后” ， 粮食源源而来 ， 市场粮价也随之下落 。 另一例是包拯做庐州的地方官 ， 当地发生饥荒 ， 包拯“亦不限米价 ， 而商贾载至者遂多 ， 不日米贱” 。 南宋商品经济的发达（粮食的总量比较充裕、商业信息的传播比较充分、交通便利） ， 是董煟提出上述主张的时代背景——在他之前 ， 已有零星的相似做法见于史册 。 除了董煟书中提到的范仲淹与包拯 ， 还有唐代的卢坦 ， 他治理宣州时 ， 江淮大旱 ， 导致米价大涨 ， 有人劝卢坦用政策压制米价 ， 卢坦回应说：宣州本地产米不足 ， 主要靠外地运米进来 ， 如果压制米价 ， 米商就不会运米进来了 ， 如此 ， “价虽贱则无谷奈何？” ， 市场上无米可卖 ， 米价低又有何用？而不压制米价的结果 ， 是“商人舟米以来者相望” ， 粮商纷纷涌入 。 卢坦的政策能够奏效 ， 同样与唐代中后期的宣州商业发达、交通便利有直接关系 。 用现代市场经济学来审视 ， 董煟所说出的 ， 乃是一个基本常识：市场的归市场 ， 道德的归道德 ， 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 救荒本是官府的义务 ， 以道德为说辞（比如“为富不仁”之类）、以政策为准绳 ， 强迫粮商和富户低价卖粮 ， 看似是在做一件极好的事情 ， 但实际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 值得一提的是 ， 类似的洞见本该成为常识 ， 因为它早已见于《吕氏春秋》 。 在其“察微篇”中 ， 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鲁国之法 ， 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 ， 有能赎之者 ， 取其金于府 。 子贡赎鲁人于诸侯 ， 来而让 ， 不取其金 。 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 ， 鲁人不赎人矣 。 取其金 ， 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 ， 则不复赎人矣 。 大意是：鲁国出台一项政策 ， 为在其他国家做奴隶的鲁国人赎身 ， 可以用赎身凭据去官府报销拿钱 。 孔子的弟子子贡 ， 是个很成功的商人 ， 他给奴隶赎了身 ， 却不去官府拿钱 。 孔子批评了这种做法 ， 理由是：该拿的钱不拿 ， 看似品德高尚 ， 实则破坏了政策定下的契约 。 有子贡这种先例在前 ， 其他人在给奴隶赎身时 ， 就难免陷入一种两难困境——报销拿钱 ， 会面临遭到鄙视的道德压力；不去报销 ， 又会面临损失金钱的经济压力 。 为逃离这种两难 ， 他们的选择将会是不赎人 。 流落在外的鲁国奴隶的命运 ， 也就随之变得更糟 。 《吕氏春秋》里的这则孔子故事 ， 未必是真事 。 但撰写这个故事的作者 ， 显然已经意识到了将政策契约（商业契约）人为抬高至道德高度 ， 变成一种道德压力 ， 往往并不可取 ， 不但无助于解决问题 ， 还会让问题变得更复杂、更麻烦 。 董煟在《救荒活民书》里反对压制粮价 ， 与孔子反对子贡不去报销 ， 本质是相似的 ， 都是基于对世情的深切洞察 。 遗憾的是 ， 此类洞察并没有随着《救荒活民书》的发行与出版（该书也呈送给了南宋朝廷） ， 而成为宋元明清时代的一种常识 。 乾隆二年 ， 清廷出台了一项救灾政策：由官府为粮商的运米船指定具体的销售地点 ， 运米船经过税关时上报前往何地 ， 抵达指定地点后找当地官府盖章 ， 再拿盖了章的文件给税关核查 。 户部的文件称 ， 这样做的目的 ， 是防止“奸商偷运它处 ， 漫无稽查” 。 在礼部做官的方苞知道此事后 ， 深感不妥 ， 赶紧给朝廷上了一道劄子 。 劄子里说： “凡贩米客商逐贵去贱 ， 本不待教而喻 。 凡米价贵贱 ， 视被灾浅深：灾浅者价贵 ， 灾深者价必尤贵 。 若必限定到某处粜卖 ， 不可改移 ， 假如沿途米价更贵于所报往卖之处 ， 则此地之饥困必更甚于彼地 。 客商不敢违法而擅卖 ， 贫民嗷嗷待哺 ， 必欲强买 ， 窃恐争夺抢攘之患 ， 更必丛生矣 。 大凡米价腾贵之地 ， 一遇客商辏集 ， 价必稍减 。 此地稍减 ， 又争往他所 。 听其自便 ， 流通更速 。 若价昂既不敢卖 ， 价减又不得不卖 ， 商贾用本求利 ， 必视此为畏途而观望不前 。 ” 大意是：粮商们追求利润 ， 是很自然的事情 。 而米价的贵贱 ， 又与灾情的深浅直接相关 ， 灾情轻的地方米价比平常贵 ， 灾情重的地方则尤其贵 。 运米沿途出现米价更贵的地方 ， 往往也就意味着此地的灾情更严重 ， 但粮商已由官府指定卖米地点 ， 不敢违法卖米给他们；这些灾民嗷嗷待哺 ， 为求活路定要强买 ， 武力冲突必然层出不穷 。 其实 ， 米价高涨之地 ， 粮商蜂拥而来后 ， 米价必然会降低 。 这里粮价降低了 ， 粮商又会跑去别的地方 。 官府不强行指定地点 ， 让他们自己干 ， 效果会更好 。 如今的政策 ， 导致粮商在粮价上涨之地不敢卖粮 ， 在粮价下降之地不得不卖粮 。 粮商们是拿着本钱去求利的 ， 如此两难之下 ， 他们的选择将会是观望不前、不再从别处买粮食运过来；灾民的状况也就会更惨 。 方苞的意见未被采纳 ， 后续发生的事情则如其所料 。 乾隆三年十月 ， 苏州织造海保上奏称 ， 朝廷的政策公布后： “已经旬日 ， 而（商贩米船）愿往灾邑者甚少 。 ” 参考资料 ①董煟 ， 《救荒活民书》 ， 中华书局 ， 1985年 。 ②邓海伦 ， 《干预抑或听其自然：南宋和盛清荒政中的市场意识倾向》 。 ③《吕氏春秋》 ， 上海书店出版社 ， 1986年 。 ④乾隆实录卷之七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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