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声音]为管轶教授正名( 二 )

[一种声音]为管轶教授正名

是不是还有许多没戴口罩的人到处跑 , 在密不通风的菜市场购置年货 , 或者去旅游度假 , 在1月25日坐上了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

[一种声音]为管轶教授正名

是不是一直到22日 , 武汉还是一个「不设防」城市、宣传年轻人和儿童不易感染 , 甚至在21日晚举办了一场春节团拜会 , 演员们感冒鼻塞 , 仍不忘带病完美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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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轶在1月22日过机场安检时 , 看到安检小姑娘只带着最简易的一次性口罩 , 只因为上面担心影响形象不让她戴 , 而这是她自己准备的 。 1月23日晚 , 高福在接受白岩松采访时说了: 当时我们就感觉到 , 第一看到武汉普通民众戴口罩的很少 , 第二我也看到一些同志们 , 搞各种各样的大型聚会 , 这都是让我们非常担心的 。 然后不管是火车还是飞机厂 , 还会看到好多人集结 。 嗯 , 那段时间 , 如果你戴口罩 , 可能还会被扣上恨国的标签:「为什么不去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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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 到底是「恐慌」的人多一点 , 还是觉得「小题大做」的人多一点? 如果真有那么多人重视疫情 , 老实呆在家里 , 出门戴口罩 , 疫情恐怕不会如此严重 , 更不需要管轶去「制造恐慌」了 。 那些喊着「恐慌」、「军心」和「士气」的人 , 都是不把疫情当一回事的人 , 或者把维稳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 喊着不屈小节 , 不在意伤亡 , 估计他们也是最后一批不情不愿戴上口罩的人 。 所以 , 为什么可以一边批评政府要公开透明 , 另一方面又对敢于直言的管轶大声呵斥? 我想不明白 。 李文亮很早就在吹哨了 , 他算不算祸乱军心? 或者说 , 「防止恐慌」和「保住更多人的生命」 , 究竟哪个更重要?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 早在1月23日凌晨 , 管轶就已经提醒大家: 要注意眼睛防护 , 要防止粪口传播 , 要注意气溶胶传播 , 提醒儿童与年轻人同样容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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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轶亲自去武汉调研 , 然后得出一个悲观结论 , 这是他的言论自由 , 也是对公众知情权的负责 。 一个学者最大的良知是说实话 , 而不是隐瞒 。 如果他说的话不符合自己意思 , 就开始公开批斗 , 之后没有谁敢真正发声 。 回看这次疫情 , 要是我们能有更多的 , 像钟南山、管轶和李文亮等人发声 , 病毒的蔓延速度会不会有效遏制? 正如财新采访人员王端所说: 新闻的任务 , 不是被报道的那个人你认同不认同 , 而是各种不同声音你听不听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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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并不了解管轶教授的国际地位 。 按国际权威机构Thomson的排名 , 在禽流感研究领域 , 管轶排名世界第五;在H1N1的流感研究领域 , 全世界排名第四; 而在微生物领域 , 他在全世界排名第11位 , 并连续五年被Thomson评为「高被引科学家」 , 及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 。 他也被《时代》杂志评为全球18名「全球卫生英雄」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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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那么 , 管轶在非典期间到底做了什么? 我们一般认为 , 钟南山是抗击非典的主要功臣 , 但还有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功臣 , 那就是管轶 。 很巧 , 他们也是师生关系 。 2003年 , 管轶团队最早分离出SARS病毒 , 率先证明果子狸是SARS的直接来源 。 之后 , 他和钟南山一起上报国务院 , 广东下令清除市场上所有果子狸 , 才有效遏止了疫情扩散 。 2003年5月9日 , 钟南山、管轶、闻玉梅、郑伯健 , 在广州第一军医大学进行「灭活SARS病毒免疫预防滴鼻剂」的攻关研究 。 20天后 , 滴鼻剂成功研制出来 , 供最前线的医护人员使用 , 有效阻断了病毒入侵人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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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灭活疫苗短时间内难以研制出来 。 到了2003年夏天 , SARS成功退去 , 全国一片欢呼 , 大家都在庆祝国庆到来 。 可事情还没有完 。 同年9月 , 管轶还继续监控着后续疫情 , 他发现短暂禁售后 , 果子狸又出现在广东的野生市场上 。 10月22日 , 他去取标本检测 , 买了9个野生动物 , 其中有7个都是阳性 。 从11月开始 , 每周他会派人去深圳取一次标本 , 有时候是他的太太也去取 。 标本取回来后 , 就进实验室检测 。 到12月份 , 病毒检测的阳性率已经非常高了 。 当时管轶的心情很沉重: 12月份 , 我自己去了广州增槎路的野生动物市场 , 去了几次 , 一路检测过去 , 标本的阳性率越来越高 。 这么多阳性的结果要不要发布?说实话我有过一些犹豫 。 SARS的恐慌好不容易过去 , 关于果子狸的争议一直都在 , 现在我突然站出来说 , SARS又来了 , 谁会信呢? 12月24日平安夜 , 广州发现一例新的SARS疑似病例 。 这让我心里非常矛盾 。 最终 , 一位同事的话 , 坚定了管轶决心 , 「不管会有什么麻烦 , SARS如果重新回来 , 就是大事 , 我们还是要报告 。 」 管轶的检测结果 , 最终惊动了上层 。 2004年1月3日凌晨1点半 , 时任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王智琼打电话给他: 「教授 , 你明天能不能来一趟广州开会 , 中央已经把你的调查结果传给了广东 , 我们都看了 。 」 管轶立即带团队去广州 , 钟南山 , 广东省科技厅和CDC的人都在 。 那时2003年12月24日 , 就出现了一例新发病人 , 但广东省CDC还没从标本中分离出病毒 。 于是管轶提议 , 将病毒基因序列送到香港检测 。 一个小时后 , 病毒的基因序列结果出来了: 这个新发病人的病毒 , 和管轶在2003年10月之后取样的动物病毒标本完全吻合 。 事后 , 管轶在回忆录里所言: 我们在会议上达成共识之后 , 钟南山院士又起了关键作用 , 他给广东省的高层领导打电话 , 陈述事情的严重性 。 当晚 , 广东方面就召开千人大会总动员 。 我们约定从2004年1月5日开始清剿果子狸的行动 , 当天钟南山院士来香港做新闻发布会 , 广东CDC在广州做发布会 。 清剿从1月5日开始 , 到1月12日结束 , 我记忆中广东出现的最后一例病人是1月10日 , 总共5个病人 , 清剿结束之后 , 就再也没有了(非典案例) 。 这证明清剿再次起了关键作用 , 广东的野生动物市场 , 确实是SARS病毒的温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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