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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时的武汉日常：见面最多的是骑手街头没有行人( 三 )

非常时的武汉日常：见面最多的是骑手街头没有行人

2月2日晚 ， 一辆救护车在武汉空旷的街头行驶 。 中青报·中青网采访人员 李峥苨/摄 钱运法打这份工 ， 是个体力活儿 ， 月收入1950元 。 疫情暴发后 ， 有的同事请假走了没再回来 。 他没回湖北孝感农村老家 ， 和多数同事一起留在了武汉 。 他只读到小学三年级 ， 对“新型冠状病毒”所知甚少 。 他说：“我们聊起这事 ， 都知道这个病它传染……这事（抬担架）总要有人搞 ， 我不干 ， 别人也要干 ， 总要有人干 。 ” 他还说 ， 那么多病人需要抢救 ， 自己要是走了“那不像话” ， “不想丢脸” 。 这些天 ， 他所在的急救站 ， 收到外地好心人送来的不少面包和零食 ， 让他更加觉得要坚持下去 。 “我这么大年纪了 ， 在非常时期为了国家也干不出临阵脱逃那事 。 ” 他也经历过那样的情景：两个年过六旬的担架工抬着病人在狭窄的老式楼梯里下楼 ， 感到吃力 ， 想让患者的儿子帮一把手 ， 儿子回答“这是你的事” 。 穿着防护服抬担架 ， 一趟下来 ， 连毛衣都会被汗水湿透 。 而为了节省防护服 ， 钱运法和同事接送新冠肺炎确诊病人才会更换防护服 ， 接送其他病人两位才会换一套 。 救护车开到小区时 ， 钱运法有时会看到人们从窗户里探头或者从门缝里观察 ， 看看是哪家人遇到了不幸 。 他知道 ， 人们害怕、着急 ， 希望坏的事情早点过去 。 最多的一天 ， 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警务站接到3起有关家人死亡的警情 。 站长刘俊说 ， 有的家里只有两个老人 ， 一位去世了 ， 另一位只能打“110” 。 警察需要联系社区开具死亡证明 ， 联系殡仪馆来接走遗体 。 “我从警30多年 ， 从没这么频繁地见过这么多的生离死别 。 ”刘俊说 ， “对我冲击真的很大 。 我既为人父 ， 又为人子 。 我的心情是撕裂的 ， 一方面我要面对这种悲痛 ， 一方面我又要拼命工作 。 ” 疫情暴发后 ， 武汉近2万民警和3万多名辅警全员无休 。 中南警务站有49个人 ， 平时甚至有夫妻闹离婚也打“110” ， 让警察过去“评评理” 。 对这些非警务工作 ， 有时大家会抱怨 。 刘俊说 ， 现在几乎每起警情都与警务无关 ， 但他们愿意出警 。 “我也是人 ， 看到报警人的无助、焦急 ， 面对即将失去亲人时的痛苦 ， 先不说职责 ， 我不帮 ， 自己心里就受不了 。 ”他说 。 武汉市七医院就在中南警务站辖区之内 。 刘俊记得 ， 病人蜂拥而至 ， 到深夜 ， 医院门口仍排着100多米长的队 。 医生不停打电话求助 ， “他们连110都不打了 ， 直接打我们的座机” 。 刘俊2014年曾在利比里亚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 。 非洲暴发埃博拉病毒疫情后 ， 他在那里接受过防疫训练 。 因此 ， 这次还没接到上级命令时 ， 他就在网上买了很多口罩、护目镜和一次性手套放在警务站 。 他说 ， 他们往常遇到过拿刀拿枪的暴徒 ， 有防弹衣、防刺服和完整的应对方案去应对 。 但病毒是无孔不入的 ， 对每个人的心理都是个考验 。 他们接到的报警里 ， 有人住不进医院 ， 也有人不愿意住院 ， 害怕在医院交叉感染 。 有人在医院门诊排队时间太长 ， 要往医生脸上喷口水 。 警察们用记号笔在防护服写上“警察”两个大字 ， 过去“首先要稳住场面” 。 有一次 ， 一个确诊患者威胁要扯下医生的口罩 ， 警察们穿戴好防护服、护目镜、防爆头盔 ， 拉下玻璃面罩 ， 挡在患者和医生之间调解 ， 直到那位激动的患者情绪慢慢平复 。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那些病人 ， 他们无助啊 ， 无助的人是很容易疯狂的 。 ”刘俊说 ， 他接到过一次报警 ， 是一位老人在社区吵闹 ， 她丈夫在医院住院 ， 她极其害怕 ， 又担心负担不起医药费 。 她急得以扯下口罩威胁人 。 “她一个80多岁的老人 ， 拄着拐棍 ， 我能怪她吗？”刘俊说 ， “后来我牵着她的手 ， 我就感觉她握得非常紧 ， 她需要依靠 ， 需要安全感 。 ” 6 此时的武汉 ， 比往常需要更多的安全感 ， 这体现在维持基本生活的方方面面 。 往年 ， 武汉市的商场超市等场所 ， 春节时用电量会上涨 ， 居民用电量较小 。 今年因为疫情 ， 居民用电量大了起来 ， 但仍在正常范围之内 。 国家电网武汉供电公司变电运维室马影河运维班班长张鸿飞说 ， 需要重点保障的是医院、隔离点、防疫物资生产企业、政府防疫单位等的供电 。 从春节开始 ， 国家电网湖北电力调控中心调度员鲁鸿毅和同事就住进了单位附近的酒店 ， 开始了封闭生活 。 他对采访人员描述调控岗位的特殊性 ， “就像开车不能没有司机一样” 。 也是从春节开始 ， 武汉的自来水厂工人黄凯接到电话要去加班 。 看到傍晚的武汉街头 ， 路边渐次停满机动车 ， 没有一个行人 ， “我才觉得有点怕 ， 这种画面只在美剧里见过” 。 和他同班的调度员比他到得更早 ， 背来了衣物和被褥 。 “那个伢是新婚的啊！”黄凯说 ， “他居然准备每天下班就睡厂里 。 ” 武汉是一个吃长江水的城市 。 滔滔不绝的长江水通过管道进入水厂的蓄水池 ， 经过加氯、沉淀、过滤等工序 ， 流入自来水管网 。 江上的取水船和陆地上的水厂 ， 都需要时刻有人监管 。 后来他们得知 ， 市内交通可以申请通行证 。 厂里征用了员工的私家车 ， 和公车一起 ， 接送员工上下班 。 司机班师傅接触人员较多 ， 为了保护家人 ， 下班后不再回家 。 前两天 ， 黄凯下了夜班 ， 想到好几天没有母亲和孩子的消息 ， 就骑着电瓶车回去探望 。 站在楼下 ， 他只是隔着窗户跟孩子说了几句话 。 母亲的手机坏了 ， 他在网上购买 ， 有的店主看地址是武汉 ， 拒绝发货：“你不知道你们那边发生什么事了吗？”他很生气 ， 却又遇到另一个贴心的店主 ， 帮他找了中国邮政快递 。 这些天 ， 在武汉街头 ， 他遇到过坐地起价的出租车司机 ， 也知道有一些人 ， 开着私家车免费为人“摆渡” 。 “别说我是一线员工 ， 真正的一线是那些医生和护士 。 ”黄凯说 ， “但我知道我的工作很重要 ， 再怎么样 ， 水不能停 ， 我们还要生活 ， 人命还要继续 。 ” 在武汉匮乏的所有物资当中 ， 氧气尤其是生死攸关的一种 。 多家医院的消息说 ， 收治了大量肺炎患者后 ， 武汉现在是一个缺氧的地方——武汉市肺科医院院长彭鹏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 ， 重症病人都需要吸氧 ， 氧气供应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 他所在的医院 ， 氧气用量达到日常用量峰值的10倍以上 。 他说 ， 任何一家医院在设计时都不可能按照目前这种极端情况来做供氧的设计 。 中青报·中青网采访人员见到的一位市民 ， 和两个兄弟每天轮流背着80多岁的母亲去医院看病 ， 直到母亲死于新冠肺炎 ， 而兄弟三人成为疑似病例 。 家人给他从药店花4000元买了一台小型制氧机 。 无论是去隔离点还是去医院检查 ， 这个53岁的男人都要紧紧提着他的制氧机 ， 就像是在提着他的性命 。 武汉这座城市见惯了长江昼夜不息的奔流 。 胡宾从小在武汉的长江边扔石子、爬围墙 ， 年轻时陪着心爱的姑娘在长江大桥上散步 。 后来他有了自行车 ， 高兴时能在城里蹬上一整天 。 他52岁 ， 这个年龄、在这样的形势下还出来当骑手 ， 连自己都承认“需要太多勇气” 。 但他说 ， 自己就喜欢在武汉的大街小巷逛 ， “怎么都逛不够” 。 网上还有人说 ， 等武汉“病好了” ， 自己会来看著名的黄鹤楼 。 谈到眼下这场疫情 ， 胡宾说：“该过去的早晚会过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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