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债务负担有多重？

2020年， “监管全面收紧”一力承包了消费金融机构的焦虑来源。年化利率上限24%的传闻、迟迟未落地的助贷和联合贷款新规、防止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的表态、小贷公司分级监管的风向等，无不让消金机构心生疑窦，对未来发展不敢抱有信心。随着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消费贷款监管在收紧；但究竟要收多紧，取决于国人的债务负担究竟有多重。消费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要看居民部门的负债空间。中国人的债务负担有多重？相比经营贷款和购房贷款，纯粹的消费贷款总是让人警惕，因为经营和购房是一种投资行为，能直接增加收入，而消费只是单纯的花钱而已。所以，当高速增长的负债用于消费而非投资时，发生债务危机的概率会快速增大，尤其是出现过度负债时。怎么才叫过度负债呢？微观层面容易判断，一旦借款人感受到明显的还款压力，就要停止借钱了；宏观层面则不同，做不到“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精准，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国际比较做一个粗略判断。具体来说，衡量负债水平，有几个不同的指标，下面分别看一下。（1）居民杠杆率居民杠杆率=居民负债总额/GDP 。 2019年3月末，中国居民杠杠率为53.6% ， 53.6元债务对应100元GDP ，但毕竟GDP不是偿债来源，所以居民杠杆率并不能准确反映偿债能力。这个指标，方便进行跨国比较，反映一个国家居民的相对负债水平。从国际比较来看，虽然增速较快，我国居民杠杆率距离发达经济体仍有空间。

（2）家庭资产负债率家庭资产负债率=居民负债总额/家庭总资产。相比居民杠杆率，家庭资产负债率以总资产为分母，能更准确的反映偿债能力。比如总资产100万的家庭，借款10万，给人的感觉便是可以承受的。据瑞信全球财富报告数据， 2019年，我国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为7% ，相比英美日等发达国家，仍有一段距离。中国家庭资产结构中，七成为房产；负债结构中，五成为房贷。 2015年以来房产增值的财富效应，很大程度上稀释了负债增长的债务压力。负债增长快，资产增值更快，所以， 2019年的家庭资产负债率反倒比2015年降低0.6个百分点。当然，房产不能直接偿债，但较低的家庭资产负债率给调控政策提供了较大的回旋空间。

（3）家庭负债收入比家庭负债收入比=居民负债总额/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反映的是借款人可支配的现金流，是偿债能力的直接反映。 2018年末，中国家庭负债收入比为121.6% ，即100元可支配收入对应121.6元债务。不过，可支配收入是当年收入，而负债总额则可能涵盖未来20年里分批偿还的长期借款（如房贷），所以，即便家庭负债收入比超过100% ，也不意味着偿债能力有问题。

国际比较来看，韩国家庭负债收入比为154%（2016年水平），多数OECD国家也都在150%以上，国内121.6%的水平不算夸张。日韩消费金融经验：增长、危机及监管从三个指标来看，中国居民负债水平距离发达经济体仍有距离，为消费金融中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过去几年内增长太快，积累的问题和泡沫也急需消化。从国际经验看，消费贷款的快速增长几乎总是伴随着债务问题，日韩的经历常被拿来作为前车之鉴。（1）日本以日本为例， 20世纪80年代初，消费贷款市场快速扩大，高利贷、过度负债、个人破产等现象激增，一度引发广泛关注。不过，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奇迹”阶段，股市、楼市双泡沫，巅峰时， “卖掉一个东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在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下，居民高负债并未演变成大问题。 20世纪90年代后，资产泡沫破灭，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股价、房价暴跌，居民总资产急剧缩水，家庭资产负债率急剧升高，泡沫掩盖下的高负债问题再次激化。同时，居民收入增速放缓，高负债问题很难在经济增长中自行消化，长期拖而不决，导致需求下降、效率低下，反而成为经济复苏的阻力。 2004年之后，日本重新修订《破产法》《贷款业法》和《分期付款销售法》，对消费贷款全面收紧。如规定消费贷款总金额不得超过借款人年收入的1/3、贷款利率不得高于20%、高压惩治黑市金融（非持牌放贷行为）、严禁诱导分期消费等，对于个人破产审理，也制定了更为宽松的条件，缓释破产对借款人的影响。（2）韩国韩国消费金融业务以信用卡为主，占比在95%以上。韩国信用卡业务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但真正的繁荣增长出现在1998年之后。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把信用卡当作刺激内需的抓手，全面放松信用卡监管。 1999-2002年间，韩国信用卡发卡量从3900万张增至1.04亿张（彼时韩国人口4800万人），人均持卡2.16张；信用卡使用额度从91万亿韩元（810亿美元）增至623万亿韩元（5253亿美元），增长5.8倍。快速增长背后是无序发展，发卡机构大力拓展无收入者和未成年人客群，很快引发了信用卡危机。 2003年末，韩国信用不良人口达到370万人，占经济活动人口的18% ，占总人口的7.7% ，元气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