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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医血案尘埃未定，但医患关系十年暴力史有迹可寻( 三 )

杀医血案尘埃未定，但医患关系十年暴力史有迹可寻

在医患矛盾特别激烈的情况下 ， 中国医生使用防御性医疗的机会可能大大增加 。 恶劣的行医环境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缘由 ， 但是作为一个极为复杂和微妙的医学伦理学问题 ， 防御性医疗可能成为医生对病人的一种潜在却普遍的“冷暴力”——构成医疗暴力的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 四 防御性医疗大行其道的前提 ， 是医生和患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 这一状况造成医患双方对于疾病认知的差异 。 因而 ， 医院不仅是治病救人的场所 ， 也是不同的疾病认知观念激烈碰撞的地方 。 这种认知差异为医患冲突的普遍存在埋下伏笔 。 一项认知人类学研究认为 ， 患者对疾病认知的基本模式包括自身对病痛的体验、求医经历、家庭影响、社会文化、民间疾病观念、对生物医学的想象等因素 。 这些因素一起构成了他们对疾病的判断和对诊治的预期 。 作为接受过严格的专业教育的医生一方 ， 他们对疾病的认知建立在现代医学体系下 ， 排除了个人和社会文化因素 ， 并在医患互动中占据绝对主动权 。 医生对疾病的认知虽然有着手术刀般的冷静和深刻 ， 但也可能被处于病痛之中的患者视为冷漠、麻木 。 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作家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写过一本名为《疾病解说者》（Interpreter of Maladies）的书 。 一位中国医生在读过这本书后说 ， “疾病的确是需要解说的 ， 但是我要做的重点 ， 不是把疾病的知识讲给你听 ， 而是在交流过程中 ， 能够使解说者和倾听者达到逻辑路径的一致 ， 这样才能提高医患之间的信任度和治疗的依从性 。 ”消除医患双方认知差异的基础是信任与交流 。 就在一桩杀医案发生之后 ， 一位资深医生感慨说：医生和患者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这是事实 ， 但是危急中的病人不可能边学习医疗知识 ， 边和医生进行“公平交易” 。 医患关系应该是一种信托关系——信任并且托付 。 从医生的角度来讲 ， 在诊疗过程中他的利益与患者是一致的——共同的目的就是治好病 。 在中国目前医患之间“双向抵触”的情绪之下 ， “疾病解说”显然缺乏理想的社会文化氛围 ， 因而使之成为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 。 作为造成医患冲突的重要的潜在因素 ， 对疾病的认知差异是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医生和患者都会面对的问题；然而另一方面 ， 也有造成医患冲突的特有原因 。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医疗行业规则变化 ， 使得医疗机构的运行主要依赖药品加成和服务收入 ， 造成医疗费用上涨和服务可及性降低 。 一位转投民营医院的神经外科专家说 ， “我们的公立医院其实都是‘私立医院’ ， 市场有自动的调节机制 ， 患者就什么事都怀疑你拿回扣 。 ”事实上 ， “拿回扣”在公立医院医生当中的确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 以至于医疗界将这种普遍性视为其“正当性”的依据 。 以公立医院的身份去参与市场化经营——而且这个市场并不是一个开放的市场 ， 这种扭曲的医疗服务体系让医院和医生变成了追逐利润的实体 。 医生的收入和其医疗行为挂钩 ， 导致普遍的过度开药、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 ， 医疗费用大幅上涨 。 而费用问题是引起患者不满和医患纠纷的根本性问题 。 “哈医二院天价医药费案”之所以能够轻易被放大 ， 正是因为其戳中了公众“看病贵”的痛处——这种状况迄今并未有所改变 。 以逐利为目标的医疗行为严重动摇了病人对医生尊重和信任的基础 。 医学本身是一门不确定的科学 ， 一旦治疗失败 ， 患者和家属遭受的病痛、对医生累积的不满、承担高额费用的压力可能在一瞬间同时爆发 ， 难免导致激烈的医患冲突 。 因而 ， 中国医生群体在从规则灰色地带获利的同时 ， 付出的代价就是直接承担医患冲突风险 。 医生本应合法地获得体面的收入 ， 并且在很高的自尊和他尊的道德水平上从事这一职业 。 然而在扭曲规则的绑架和诱惑下 ， 他们往往只能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捞钱” ， 这种状况在破坏了一个极为神圣的职业的自尊以后 ， 直接瓦解了医生群体的精英气质 ， 进而导致社会群体的结构性损失 。

杀医血案尘埃未定，但医患关系十年暴力史有迹可寻

北京协和医院医生晒出的工资单（2011年） 从哈医二院到北医三院 ， 相隔十年的两起“非典型”医患纠纷都被迅速放大成公共事件 ， 之所以如此 ， 是因为它们在不同背景下分别被用于完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情绪宣泄 。 两次事件之间 ， 则横跨着中国医患关系的十年“暴力史” 。 医疗界从被群体性“围殴” ， 到报复性“反弹”的转变 ， 并不意味着“医界必胜的时代到来了”——起码整形外科医生杨震是这么认为的 。 事实上 ， 十年过去了 ， 和“天价医药费案”的时代相比 ， 导致医患冲突的根本原因并无改变 ， 不仅医疗行业像一名一直躺在手术床上的病人一样仍在等待“开刀” ， 而且社会的理性、诚信和包容精神亦未得以成长 。 面对各种公共议题 ， 网络上总是充满民粹式的互相攻击 ， 医疗界在参与医患话题时也未能超越这种模式 。 作为一名具有理性精神的医生 ， 杨震有他自己的无奈 。 在观察北医三院这起医患纠纷所引起的效应时 ， 他说 ， “这是个无序的时代 。 无序时代的博弈 ， 常常是负和游戏——没有赢家 。 ”医患冲突的根本解决 ， 最终有赖于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变 。 走出“无序时代”的结果 ， 应该是回到一个“正常社会” 。 实现这个看似简单的目标 ， 需要所有社会成员的努力 ， 而精英阶层显然负有更大的责任——医疗界首先需要真正成长为社会的精英 。 注：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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