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医血案尘埃未定，但医患关系十年暴力史有迹可寻( 二 ) 杀医血案|杀医|杀

2009年-2015年4月伤医事件统计（图片来自丁香园）中国激烈的医患冲突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国际主流媒体对此都纷纷进行报道。权威的医学杂志《柳叶刀》连续发表文章，从方方面面剖析中国特有的医疗暴力，其中有观点认为， “媒体对医疗界的扭曲报道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局面” 。恶性医患冲突频频发生的结果是，中国媒体和公众对这类事件越来越表现出麻木。甚至某网站在就王浩被杀的消息统计读者的反应时，竟然有65%的网友对这一杀医案表示“高兴” 。而官方所做的，只是一次次空洞的“谴责”、“呼吁” ，实际上他们无法拿出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医疗界一度有人提出进入医院要不要安检的问题，同时，他们也开始了抱团取暖式的防御或反击。除了采取一些相互声援的行动之外，医护人员戴头盔、练搏击、配警棍、备辣椒水…… 他们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与其说是为了自我保护，不如说是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来宣示恐惧和不满。

2012年05月09日，浙江省宁波市，警察向医护人员演示防身技巧（图片来自CFP）与此同时，医疗界的意见领袖则逐渐夺取了部分话语权，在通过各种媒介与公众的互动中，他们的主动性和专业优势与十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局面同时也打破了素来沉闷刻板的官方语境。其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网络平台的快速发展。作为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的职业群体之一，社交媒体在医疗界高普及度和传播强度的优势，让他们在话语权方面在短时间内即实现了某种程度的“逆袭” 。 2014年8月， “湖南湘潭产妇死亡案”在数小时之内就迅速在网上发酵。一段“惨死在手术台上的产妇”的视频引发对医院的痛恨之声四起，而与此同时，医疗界人士多方“出击”发表观点，在官方结论正式公布之前就把“不可控的羊水栓塞”定为产妇的死因而广为讨论。他们不仅通过专业性信息的传播夺取先机，同时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对所谓“无良媒体”进行斥责和反击。在技术性因素造成逆转的深处，更有难以觉察的医生群体在态度上的改变。 201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10％的患者信任医生。而2014年在另一份对医务人员的调查中， 87%的人反对自己的子女学医。作为医疗暴力的受害者，长期积累的对病人普遍的怨气和过度防御心理在医生群体中弥漫。这种状况在近两三年来愈加明显，标志着中国医患双方对彼此的态度进入到一个 “双向抵触”的阶段。三十年后的又一个冬天，当所谓“中科院大战北医三院”的新闻甚嚣尘上的时候，我用神经质般的警觉看着从各方面不时传出的消息。和当年翁强置身于在紫玉山庄不断向媒体“爆料”不同，这一次，当事双方在社交媒体上狭路相逢，炒作的关键词由哈医二院的“天价”换成了北医三院的“大战”以后，无法不让看客们对学院路与中关村之间的这场“强强对话”产生兴趣。除了双方机构出面用“公函”和“声明”过招外，网络上阅读量“100000+”级别的帖子纷纷出现，不仅给死去的“女博士”的家属扣上中国“顶级医闹”的帽子，而且还有来自“疑似医院内部人的微信截图” ，爆出死者杨某“患有高血压，五年前曾因重症子痫在北医三院早产婴儿” ， “救活了，后来又肺炎，家属自己要求放弃治疗，后来孩子死了把三院告了，赔了40多万，尝到甜头了” ， “明明不适合再生，非要生，这五年没干别的就一直要孩子……”等内容。

一名孕妇在北医三院抢救无效死亡，引发中科院理化所、北医三院、中国医师协会“公文大战” 产妇因罕见的主动脉夹层破裂死在全国顶级的妇产科里，这种情况虽然殊难避免，但对其处置的过程也并非无可挑剔，但在医疗界的各种圈子里，没有人讨论整个诊治过程的任何瑕疵，也看不到有人用医者仁心去感叹一个34岁的生命的逝去。相反，以上粗暴侵害患者隐私的内容则得以广泛传播；很多医护人员通过转发和评论此类信息而宣泄着平时郁积在内心的抵触情绪。甚至有人检索了死者及其丈夫联名发表的学术论文，以证明“丈夫连论文都是蹭老婆的” ，因而在老婆死后想“讹诈医院的钱发大财” 。死者和丈夫“开公司套取科研经费”的八卦也被挖出来广为流传。在这场迅速升温的“大战”中，患者家属表示，网上出现的汹涌谣言再一次击垮了他们。 “本是夫妻俩隐秘的伤痛，时至今日已成网络喧哗间的谈资” 。上海中山医院整形外科医生杨震在他的微信公众号“医史微鉴”中说， “140个字的微博时代，网络舆论力量已经发生了变化。接受过高等教育、文字表达能力较强的医界人员，在微博中初露头角。同时，由于近十几年的伤医形势，导致医界的负面表达情绪也较为强烈” ， “这两年里，微信上刷之不去的各种负面事件，让医护圈里充满着愤怒，甚至仇恨” 。特别值得观察的是，普遍接受过“精英教育”的中国医疗界，弥漫着杨震所描述的那种群氓主义情绪，而理性声音和悲悯情怀则极为稀缺，而且它往往并不来自那些位高权重或功成名就的人物。北京协和医院一位普通医生的观察尤为可贵：“我知道大家沉浸在宣泄的快感之中，我只是隐隐约约地感到这种快感是不对的，而且它消耗着我们积聚多年的乃至未来的信用。站队式的评论让愤怒遮蔽了我们的双眼，可能让我们丧失医者应有的慈悲、内省的情怀” ， “另一个不好的趋势是虽然我们反对的是医院暴力，我们却以网络暴力来应对” 。上面所说的“网络暴力”当然并非仅仅来自医疗界，但医疗界的负面情绪的确借助这一机会明显地以某种不健康的方式在蔓延。考虑到在医疗过程中，医生毕竟是主导性的一方，因而医疗界的过度反应可能带来更多的伤害，并且会反过来增加激发医疗暴力的风险。对此，整个社会要有基于现实的理性认识。事实上，语言上的宣泄只是一时的，而在医疗实践的过程中，医生有很多技术上的自我防御手段，这些手段的使用是否会造成病人身心和财产的损失，是值得研究和应对的问题。一名骨科医生说， “我会为一个脚踝扭伤的病人开出X线摄片，即使我断定他的骨头完好无损。在医学上不必要的检查，在法律上却是必要的。 ”他所采取的方式被称为“防御性医疗” 。 1978年5月，纽约大学法律与精神病学副教授唐克雷迪（Laurence R Tancredi）和康奈尔大学临床医学教授巴朗德斯（Jeremiah A. Barondess）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首先提出“防御性医疗”的概念。根据他们的描述，在某些情况下医生所采取的医疗行为，其目的在于避免医疗风险与诉讼，而宁愿牺牲最优治疗方案。医生使用防御性医疗的例子比比皆是，除了通过过度检查而为自己撇清责任外，医生还可能基于保护自己的考虑，而故意选择难度低风险小的手术方案；以及回避收治某些危重病人，或为了推脱责任而故意转诊等等。防御性医疗有违医学的整体优化原则，它在世界上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非中国所独有。一项针对美国神经外科医生的全国性调查显示，出于自我防御的目的， 72%的医生让病人做多余的影像学检查， 67%的医生对病人进行转诊， 40%的医生让病人吃药而只是为了确保自己“无过错”；还有45%的受调查者承认因为怕吃官司而弃用高风险的手术。另一份资料显示，美国因防御性医疗而支付的医疗费在2000年估计为700亿美元，而2008年则达到191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