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以色列青年到了法国：真的可以带上一本字典去巴黎吗？( 二 ) 这是以色列电

移民法国的约亚夫，其矛盾之处正在于此：一方面他自学法语，光靠“啃”字典就能达到与人交流的水平，尤其是在法语里那些释意丰富的同义词、近义词并不容易掌握的情况下；另一方面，约亚夫又并未表现出对法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等层面的强烈兴趣，片中除了仰望巴黎圣母院，他甚至没有去过卢浮宫、埃菲尔铁塔和香榭丽舍大街，不带有任何游客式的好奇和赞叹，仿佛只要能滞留在法国就足够了。

讽刺的是，即便想要蜗居在巴黎的阁楼上也并不容易，身无分文的约亚夫除了接受法国朋友艾米勒的施舍，仅有的两次工作还都与他的犹太人身份相关。先是在以色列大使馆当保安，虽然拒绝说希伯来语，事实上还是在接受族人的佑护；后又给法国艺术家作模特，唯一一次说母语就是被当作“异域情调”来榨取、消费，同另一位巴勒斯坦女孩搭档售卖他们身上的民族标签。

约亚夫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迷茫的，面对他的镜头是狭隘的，导演并没想把他置身于更广阔、更清晰的视野下，街上是纪录式的手持摄影，脱口而出的是冲动的对白，营造了达内兄弟式的距离感，从约亚夫钻牛角尖式的表达方式上，看不到多少“融入当地”的正面情绪，他眼前的法国也不再是想象中的“乌托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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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孤独和困惑，也是大部分刚到法国的移民都曾体会过的，若想熬过适应期，要么让自己忙碌于学业或工作，要么求助于老乡抱团，但约亚夫并不稀罕这些。能在落难时遇到贵人相助，是幸运的，整部影片里他都身穿艾米勒送的那身黄色大衣，足以装成体面人混进派对。

然而，这两个法国人的形象又是模糊而浓缩的，他们对约亚夫的慷慨，并不仅是出于同情和施舍，也是在“换购”他移民者独有的经历。富家子艾米勒需要约亚夫的古希腊悲剧“现代犹太版”的《伊利亚特》来丰富他贫瘠的文学想象力，这依然是在描绘以色列与周边世界的困局；而身为音乐家的女孩儿卡罗琳，则用身体和婚姻给予约亚夫温暖，原本以为是高尚的“博爱”精神，最终却发现不过是用来吹嘘的异国游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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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约亚夫愤怒的不是这种“救赎”背后的优越感，而是心向往之的“自由” ，原来也是建立在价值观的“强制统一”之上的。相比“民族建国”的以色列，当代法国则是以“文化建国”自诩的，萨科齐时代之后， “融入”成了调和族裔矛盾，决定外来者在法国生活权的关键词，只要能说法语、认同法国主流文化，就是法国人。

复杂的社会矛盾，多元的文化传统，被简化成了一道道“入籍必考题” 。背背历任总统名字、法兰西的国家象征也就算了，但要求一个以色列的“逃兵”来唱《马赛曲》，承认“政教分离”的强迫性，仅仅用“对”或“错”来粗暴裁定一个人对家庭、道德和信仰的判断，这是约亚夫难以忍受的。让约亚夫再次愤怒的，不仅是遭到冒犯，还有“乌托邦”的幻灭，伴随着民族归属感和国家概念的坍塌，他骨子里还是那个心系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而“所有的慷慨都是有限度的” ，所有的大门都是“虚掩”的，打开或关上大门的手，都躲在门后面。

文 | 董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