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住“菜篮子”“飞起”的猪价如何平稳“落地”( 二 )

吉林精气神有机农业股份有限公司CEO孙延纯介绍,疫情发生后,他身边的很多养殖户都在观望,一方面是养殖成本高了,另一方面是风险太大了。

拿养殖成本举例,孙延纯表示,除了饲料价格的一定上涨,主要就是防疫成本的大幅增加,这个数字在精气神公司提高了12%—15%。“让猪活下来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他说,为了应对疫情,公司迄今已经支出1000多万元,比如洗消中心、防控中心的建立,人员卫生的严控,甚至连和屠宰场之间的运输都是专场专车,“这块在过去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现在占据了养殖成本的很大部分。”

除此之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第三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伍振军还提到了猪肉区域性供需严重失衡的因素。

在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大框架下,2015年年底,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关于促进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调整优化的指导意见》,要求对广东、江苏、湖北、浙江等地的生猪养殖业做出调整优化;后来更是直接将广东、福建等8个水网密集的省份规划为限养区,并引导产能向环境容量大的地区和玉米主产区转移,“猪搬家了”。

而传统上,南方对生猪的需求量更大,正常年份,猪肉可以通过我国发达的运输网运回南方售卖。然而,疫情爆发后,根据农业农村部的规定,发生疫情的省份、与之相邻的省份暂停生猪跨省调运,并暂时关闭省内所有生猪交易市场。当年,全国有18个省份涉及其中,“北猪南运”运输线路几乎被全部封锁,生猪产区、销区供给自此严重不平衡。

“产区生猪调不出去,供过于求,生猪价格暴跌;而销区生猪运不进来,供不应求,生猪价格暴涨。”伍振军说,“搬家的猪”回不去了,产区销区猪价就呈现了明显的“剪刀差”趋势。

关键是建立猪肉价格稳定机制

保持猪价稳定,下一步该从何处入手?

目前,国家已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来缓解猪肉供应的紧张状况。比如,除云南、四川、湖北外,全国其他省份的疫区已全部按规定解除封锁,生猪生产和运销秩序逐步恢复;江苏、四川等省份也加大了补助力度,突出扶持生猪养殖等。

伍振军认为,为了缓解生产大省生猪压栏、需求大省销区供应短缺,疫区的管理仍要进一步细化。“可规定在地级市以下,某县区发生疫情,由疫点边缘向外延伸3公里的区域定为疫区,同时可将周边县定为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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