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子欣走了，就别用“事后诸葛式苛责”伤其家人( 二 ) 9岁女孩章子

　　有自媒体由此展开了各种联想，以至于警方发布的寻常性结论跟此事的离奇性情节不匹配；有内容平台则“代”章子欣父亲发声，为抢发女童遇难的消息。

　　章子欣爷爷奶奶相信了那两个租客并将女童“借出”，章子欣父母在孩子失联后离婚，这些情节都被聚焦，成了公众找寻此事的合理解释逻辑的线索。

　　但舆情扰攘中，也有很多人站在某个制高点上，对章子欣家人进行着道德审判。

　　他们凭恃着“精英想象”，将章子欣家人套进“底层人之恶”叙事框架里，怪责他们监护失职，甚至把他们想象为共谋；还有的对他们进行事后诸葛式苛责，历数他们的过错，并将“错”当成“罪”来斥责。

　　通常而言，极端性也意味着难以防范性。这起事件就是极端个案，当地人的还原中，两名租客此前的表现也很“正常”。轻信他们或许算是过失，却跟主观之恶不沾边。章子欣的爷爷奶奶已承受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再从各种细节中找寻他们“不够悲伤”的证据，以此来指证他们的问题，也是秉持“个体不能犯错”的完人逻辑。

　　而这，未尝不是对章子欣家人的“二次伤害”。

　　悲剧过后，章子欣一家成了生活教训呈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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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事中，公众看上去获得了很多的“信息”，但舆论最终构建的，却是一道鸿沟：一方是大城市居民对事件的解释，另一方则是处于困境中的章子欣一家。

　　这个可怜的家庭，在悲剧发生后，要承受丧亲之痛，还必须接受许多人的审视。有些人把他们定义为“问题家庭”，好像是他们主导了自己的悲剧一样。这也能降低他们为“悲剧为什么会发生”归因的智力门槛。正如很多人难以解释许多事，就搬出“阴谋论”一样。

　　公众需要答案，需要“人生经验”，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些“教训”。这样人们才会减少焦虑，投入到幸福感满满的日常生活中去。

　　而悲剧过后，章子欣一家的“职责”，则是展现、提供这些教训。他们的人生轨迹会得到重新梳理。

　　在归纳教训的梳理中，章子欣的爷爷奶奶是“麻木的”，如果他们被骗，他们还应该是“愚昧的”——虽然他们在去淳安的游客心目中是淳朴善良的，但一个稚嫩生命的消逝带来的疼痛必须有一个出口来消释，将章子欣爷爷奶奶想成“不负责任的愚昧长辈”，故事逻辑似乎更能自洽。

章子欣走了，就别用“事后诸葛式苛责”伤其家人(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