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华标准”重审西方文明史，能看到什么？( 二 ) 原标题：以“

“西方标准”的确立是历史的产物。近代以来，拥有了知识和科学力量的欧美学者，首先开拓了“理解人类往昔的意义”这一探索领域，实现了对人类历史上所有出现过的文明进行全面科考研究。在科学方法尚未普及到其他文化中之前，全部的基础研究以及根据原始材料进行的理论建构，也一直都在西方学者自己的圈子里进行，属于很少几个欧美国家的国内科研项目，没有来自其他文明并代表其它文明的监督者和挑战者。第一个绘制了阿拉伯地图的德国历史学家卡斯滕?尼布尔感叹道：“那些唤回已经消逝的事物，使它们重见天日的人享有着犹如造物般的狂喜！”【2】此话真实折射出17-18世纪基督教西方的时代精神。

区别于“古物研究”的现代考古学，起源于19世纪中期在北欧率先发展起来的地质学。自从丹麦人汤姆森ChristianJürgensenThomsen第一次提出了人类史前史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三年代分期系统之后【3】，作为科学一个分支的现代考古学，即成为了研究人类历史并对文献进行“证经补史”的重要科学工具。由于最初只有西方学者掌握了这种工具，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具有充足的条件和充分的自由重新考察包括各民族历史在内的人类历史，并将终极解释权垄断在自己手里。

离欧洲最近又与欧洲历史紧密相关的大中东地区是重灾区。现代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等综合学科，都是西方学者开创的，至今也仍然是西方学者主导的，与本土学界没多少关系。 1822年，法国历史学家商博良Jean-Fran?oisChampollion等人破译了埃及象形文字，科学埃及学自此诞生。自1858年开始，法国考古学家马里埃特AugusteMariette担任埃及政府的古物局局长，在任期间虽然为保护埃及文物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也将本土埃及学扼杀在了萌芽之中。【4】

但中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虽然外国人挖掘、偷运中国文物的事件自清末以来一直未断， “神物去国”令人“恻焉疚怀”（罗振玉语），但都还没有超出“古物研究”性质的活动。对中国来说，就是只丢了些“神物” ，还没有丢掉“神灵” 。到了以地质学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发展起来之后，真正的危险才开始出现，因为这是一种可以对一个古文明整体上进行重新解释的系统化科考技术。幸运的是，这时已是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已经能够行使自己的国家主权了。第一批在中国疆域内进行现代考古发掘的西方人，如瑞典人安特山JohanGunnarAndersson等，都是北洋政府正式邀请，以政府部门顾问或学院教授的身份，与中国同僚们一起工作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