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996”工作制、劳动市场结构和户籍制度改革原标题：邵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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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邵宇：“996”工作制、劳动市场结构和户籍制度改革

来源：界面

文|邵宇陈达飞

（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

当下，一场由程序员发起的抗议“996工作制”（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的网络版“集体诉讼制”正在发酵，引发广泛关注。

劳务纠纷的产生有各自的时代背景，劳动者权利意识的觉醒，内生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和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体现于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老龄化，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一个体现是人们从基本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美好生活的需要。

本文意在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劳务纠纷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并将其与当下备受关注的户籍制度改革结合起来。

劳动市场结构与劳动者权利意识

大量学术研究证明，人口红利来自于人口年龄结构的特定特征。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增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契机，能够助力其实现高储蓄率、高投资和快速的经济增长（BloomandWilliamson,1998；Williamson,1998；），而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将直接降低经济的潜在增长率（CaiFangandLuYang ， 2013）。

2004年以前，中国享受双重人口红利。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不断提升，数量不断增加，与刘易斯二元发展阶段中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相对应，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城镇化不断推进，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带来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不仅如此，劳动与资本的匹配，还有助于缓解资本边际报酬递减。 2004年，被社科院蔡昉教授定义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亚洲生产力组织（AsianProductivityOrganization ， APO）组织认为在2005-2010年期间。刘易斯拐点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过剩转变为短缺，人口流动产生的效率提升边际趋缓，非技能劳动者工资快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