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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止#明朝最野蛮的制度，为什么推行到灭亡才打止文史宴( 三 )


#打止#明朝最野蛮的制度，为什么推行到灭亡才打止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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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止#明朝最野蛮的制度，为什么推行到灭亡才打止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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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保这样的大太监是张居正都要殷勤巴结的“名不正则言不顺”，监、卫擅权遂成为历朝正统科举出身的多数士大夫阶级前赴后继，口诛笔伐的主要目标。他们所以争先恐后，用屁股挑战板子者，应该是维护理学的政治理念，发扬“名教”的忠节理想。尽管以后人眼光看去，他们不免疏空、拘执、迂腐甚至“愚忠”，但他们确实表现出这样的信念：宁愿牺牲屁股甚至性命，绝不以“天皇圣明兮，臣罪当诛”，作为悔罪免打的遁词。一则记载说，杨继盛被杖前，有人送来蚺蛇胆，服下可以抵御杖刑之酷，杨答道：“椒山自有胆，何必蚺蛇乎！”（《史窃》）汪文言不过是个下级官吏，但要他板诬杨涟等人时，却受尽栲掠，宁死不承。御史林汝翥是天启原首辅叶向高的外甥，听说有诏受廷杖后，曾“踰墙而逃，偃卧邻屋一昼夜，潜出都门，投顺天巡抚邓汉处，自请系狱，恳其具奏。”总宪孙玮听说后，特地责备他说：“未为强项之童宣，先学逋逃之张俭，致玉阶无碎首之节，而西台有畏死之官。损国威而弃君命，非法也。”最后林还是受杖一百。名节砥砺，忠义相期，是明代士大夫的共识，甚至以宗教徒般的虔诚，去坦然迎受这残酷仪典的。妻儿也以之为荣，如隆庆年尚宝司丞郑履淳因建言用贤被杖一百，“血渍於裤，今其子孙尚置於笥中。”（《闾史掇遗》）以为传家之宝。赵用贤因反对张居正夺情而挨廷杖，其妻将他掉下的肉腌起来保存。见《明史·赵用贤传》。明代廷杖冤狱确实摧折士气，也因此出过很多趋炎附势，卖友求荣的无耻之徒，但纵观历史，明士人崇尚名节，大胆建言，勇於干预时政的风尚，在振刷士夫颓风，抗御强权暴政方面，还是可圈可点的。还应该注意到，官员抗议活动的背后，出现了市民的支持。 正德间对抗刘瑾的“御道匿名书”事件和阻谏南巡，大批官员罚跪廷杖，都引起京师罢市，百姓慰劳，更不必说晚明一再出现“苏州民变”，市民出面直接对抗镇守太监和缇骑的著名运动了。正是受到这样的支持和鼓舞，所以明代士风才会愈摧折愈旺盛。正因为有此，所以才会演出后来清兵入关后，很多地区在士大夫的率领下全民抗战的不屈篇章，其影响延续至近世抗日战争而不衰。其实“名节”之虚妄与不实惠，明人并非不明白。万燝死后，御史李应升曾上疏说：“夫士所以激昂奋发，不能自己者，独念祖宗养士二百余年，祸在萧墙，且在旦夕，故感恩图报耳。一言触忤，篪辱身死，岂所以作忠勤士哉？夫缄口待迁，厚利也；危吉招戮，实祸也。身死而天下悲其忠，虚名也。舍荣妻子、肥身家之计，而削影编户，取侮於乡里小儿，区区传此虚名，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将焉用之？况伤残父母之遗体，备诸楚毒，以从龙（逄）、比（干）於九京也？人非奴隶，法非讯囚，罪非死刑，命非草芥。廷杖重典，殊失士心。”明代《大明律》以峻刻著称，监狱之暗无天日，笔记有记述杨涟等受刑惨死的实录，小说有《三言》中的《卢太学诗酒傲公侯》为政。而经过司法制度和法律程序的明正典刑中，也有刘瑾之凌迟处死，熊廷弼之“传首九边”的严厉。即便循法追究官员过失、责任和罪行，也没有让他们舒舒服服的活法。但我们注意到，李应升此疏中说的“人非奴隶，法非讯囚，罪非死刑，命非草芥”，分明道出了 廷杖的实质，不过是皇帝的私刑，而且是专门对付文官政府，尤其是抵制政治舆论监督的法外之刑。如果有一天出版《中国舆论监督史》，或《中国参政议政史》的话，一定不要遗漏“廷杖”这一专章。 #打止#明朝最野蛮的制度，为什么推行到灭亡才打止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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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3打屁股是对士大夫的集体侮辱，即使来自君上，所以明代士人深以为耻。从明初侍读学士詹同温和劝告“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必如是，君臣之恩礼始可两尽”，到嘉靖时刑部尚书林俊力陈“臣闻古者挞人於朝，与众辱之而已，非欲坏烂其体肤而致之死也，亦非所以待士大夫也”，再到天启朝首辅叶向高哀恳廷杖乃“敝政”，“万万不可再行，后以当问者付之镇抚司。士类受祸其惨，更有不忍言者”，尽管措辞一退再退。但反对的态度却始终如一。入清以后，明遗民甚至以此为灭国之由，也就不奇怪了。《红楼梦》写也挨过板子的贾宝玉批评“文死谏，武死战”，说“昏君方有死谏之臣”，这本是祖述老子所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第十八章）这代表着清人的看法。清朝君主个个以“圣明”自任，所以索性取消了言官制度，也标示着传统中国社会框架中，士大夫议政权力和舆论监督的终结。“屁股挑战板子”的故事，也就从此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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