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的风度养成
礼仪并非仅属于个人的言谈举止准则 , 社会民众和国民都应遵守之 , “礼仪之邦”便因此而生 。 许多职业群体 , 都需要遵守特定的言谈举止准则 , 这代表了单位品位、社会的文明程度乃至国家形象 , 检察官亦是如此 。
检察官的风度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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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作家索洛乌欣曾含蓄地指出 , 知识与举止风度是一种令人羡慕的个人素养 , 不必有其他功利的目的:“告诉我说应该去印度 。 于是我开始准备 , 主要是阅读了有关这个国家的大量书籍 。 然而出访取消了 。 在同特瓦尔多夫斯基谈话时 , 我抱怨说白白花了很多时间阅读那些大厚书” 。 特瓦尔多夫斯基回答说:“您使我想起一位外交家 , 他将被派往某国当大使 , 他花了几个月时间学习和训练自己的举止风度 。 后来也取消了他的出国任职 , 他也不满意 , 花了如此多的时间获得了令人赞叹的风度和举止 。 ”
的确 , 如果仅把礼仪看作是外交家出于职业需要而做的一套表面文章 , 或者上流社会社交界标明身份的一套身体语言 , 就看不到遵守礼仪其实是个人素养的一部分 。 萧芳芳女士曾言:礼仪的“出发点不外是处处尊重他人、事事处理得当” , “真懂礼仪的人不论跟什么阶层的人在一起 , 不论身边的人懂不懂礼貌 , 他都是态度自然得体 , 令人心里有说不出的舒服与自在” , “因为礼仪的精神是处处为他人着想 , 要是能用于日常生活 , 我们的社会将会可爱多了” 。
检察官不仅应遵守一般礼仪 , 还应遵守特定的司法礼仪 , 原因便是如此 。
检察官乃一种高尚职业者
有一种西方司法传统不应被忽视 , 那就是:检察官是一种高尚职业者 。 不仅检察官是这样 , 整个法律人群体都是如此 。 明了这一点并以此自我约束、自我塑造、自我激励 , 才不会玷污这一职业和称谓 。
检察官自诞生之日起就有身份优势 。 中世纪的法国设置了国王法院行使审判职权 , 一切罚金和没收物最终都成为国王的收入 , 以私人弹劾方式行使刑罚权的做法已经不能适用 , 1200年以后 , 法院内设置“国王代理官”(Procureurderoi)的职位 , 民国时期学者郑保华云:“法国当十二世纪之末叶 , 法国国王有所谓代理人者 , 代理国王办理私人事务 , 其最初之资格 , 无异于私立法人代表人 , 其职务亦仅限于国王之私事 , 而其后竟代国王赴审判厅提起民诉 , 迨至一千三百十八年虽有废代理人制度之举 , 迄十三世纪中叶 , 代理制度反益形扩张 , 即关于刑事案件 , 于一定情形 , 亦得不由被害人起诉 , 而使代理人为之 , 致代理人由国王一身使用人之性质 , 一变而为国家官吏之性质” 。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的风度养成】到了15世纪 , 国王代理官除了对一般犯罪行使追诉权外 , 还“负起执行判决和监督法官的任务” 。 17世纪 , 路易十四颁布法令 , 要求各级法院设置检察官 , 检察制度遂完全建构而成 。 法国大革命后 , 国王代理官变成了作为公益代表人的“共和国检察官” , 权力仍然很大 , 在刑事司法中独占公诉权 , 处于原告官的地位;并有指挥预审法官和执行判决的权限 。 在民事诉讼中 , 有监督裁判当否与陈述意见的权限 。 在司法行政方面 , 更有指挥监督警察、律师和法院辅助官吏等权限 。 郑保华指出:“至共和三年之法律 , 一千八百十年之法律 , 及一千八百八十三年之法律与其他附属法令颁布施行后 , 检察制度方完全成立 。 ”检察官和检察制度的出现 , 为公诉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 。
法国检察制度为现代检察制度确立了模式 。 受法国检察制度影响的国家 , 检察官一般都具有身份优势 。 沙皇俄国检察官甚至被称为“沙皇的眼睛” 。 此后许多国家纷纷由君主制转为共和制 , 检察官从君主的代理人变为国家的诉讼代表(我们在法庭上常常说“国家公诉人” , 来源于此) , 一些国家更赋予其法律的守护神的职责、地位 。 是故检察官待人接物 , 言谈举止 , 莫不代表一个国家之形象 , 不可等闲视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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