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生视频模型Sora说起：现实不存在了，还是我们不存在了？( 三 ) _Sora

真正的恐怖是：人变得更像AI？
当我们惊叹于AI在未来可能越来越像“人”的时候，其实搞错了真正的恐怖，即具体的生命、具体的个体如今正变得越来越像AI，遵循着一套完整的系统规范，忽视自身的感受性而臣服于外部的权威，并且其主体性完全建立在一系列“科学”的认识论上。亨利说，这才是真正“绝望的生命”，它不关乎自身，逃避自身，仅仅关心客观世界和物质世界，最终导致生命在科学与技术的宇宙中彻底陷入沉默。因此，生命政治不仅仅自上而下，它也是一套可以被内化而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呼应系统。而活生生的生命、具体的人在其中只不过是生产线上的某个零件，看似真实，实则不过是众多数据堆积而成的伪像。或者就像Sora所生成的视频，看似独特且具有创造性，但不过是对于物理世界的反射，而生命——即使它能够生成具有情感样态的表面，也缺乏了解其不断活着、不断差异和创造的感受性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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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镜》第六季剧照。
米歇尔·亨利的生命现象学对于我们思考当下关于AI的焦虑或许有着强烈的启发性。他区分了两种现象学：一种是希腊式的，世界现象学，总是从世界出发来思考主体，总是在外在性中思考；另一种则是生命现象学，避免或逃脱了一切外在性，仅仅从内在性出发、在自我生命中思考。“主体-世界”是整个德国观念论的思考基石，但在亨利看来，它恰恰忽视了更加始源的、关于生命的真相，即一种主体的自身体验，它无须朝向主体之外、无须朝向世界，是一种无需他者和世界的自我体验，并且更为原初。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反复引用亨利的观点，恰恰是为了处理当下我们的处境，即一种“世界”的模式已经成为我们认知自己和理解自己的主要途径，这一“世界”在当下不仅与我们自身越来越远，而且伴随着物理科学的强势以及技术发展，它也渐渐与我们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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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翼杀手2049》剧照。
关于世界的各种“知识”，一方面依旧能够被作为认知主体的我们所识别，但另一方面却又总是与我们无关。所以才会出现“虽然听了很多道理，但依旧过不好一生”的感慨，因为那些关于“世界”的知识始终都是外在于我们生命的，那是一种由康德所证明的认知形式——我“认出”某种东西、我“知道”某样事物——与我们的感觉无关、与我们的快与不快（pleasure/displeasure）无关，与我们真实的存在无关。而恰恰是这些，是当下AI还一无所知的，它对我们存在的物理世界和科学知识知晓甚多， Sora甚至能够创造出我们的世界，但对我们通过身体感受到的痛苦与快乐却所知甚少。
在亨利看来，生命——纯粹的感受性——是一种源始的“自我受苦”（se souffrir soi-meme）与一种源始的“自我享乐”（jouir de soi），因为它是一种自我体验，在其纯粹的主体性中、在其自我感发中，“大写生命本身是一种纯粹的自身的‘苦-乐’体验” 。而如今，这样纯粹的体验一方面被各种消费文化所捕捉，并且通过其精心设计的模式来引导与再生产；另一方面，就如亨利在批评现代技术时所指出的，它正在以渐进的方式将来自活生生生命的劳动从我们的生产过程中驱逐出去。结果就是，我们“知道”（科学知识、客观世界）太多， “生活”（关乎自身）太少。而未来的AI技术将与我们的生命、与我们的感受性无关，它将彻底外在化为一种新的现实，这或许才是我们恐惧的真实原因。
这也是Sora所生成的视频必然存在的局限，它虽然真假难辨，却总会在其顺滑的影像中泄露其虚构。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真实”与“虚构”不仅仅只是建基在光的反射上所形成的物理成像，即“真实”意味着我们眼睛能看见的东西，或许它的范围更加广泛。现代西方哲学对于传统视觉中心主义的批判提醒我们，我们身体的其他感官所感知到的东西同样具有“真实性”，尤其在爱欲生活中，声音、气味与爱抚都具有强烈的当下性与氛围感，甚至是文字的虚构也会呈现出不一样的“真实性” 。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甚至“虚构”本真也是真实的，但最终它们的“真假”判断依旧会涉及我们具体的生命和感受，因为痛苦和快乐都是具体而特殊的。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中便告诉我们，人类还存在区别于认知与道德实践之外的第三种能力，即感性判断力，它区别于前两者而体现出如下三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