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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谁代表我谁死全家?王朔是谁?( 四 )


其次，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意识，应该具有当代的市民意识 。通俗文学面向市民，而市民往往缺乏“新兴的意识”，他们更容易接受“流行的社会价值” 。所以，通俗文学作品往往表现出一种以“人之常情”为核心的价值观念 。由于中国处于长期的封闭状态，传统道德成了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市民价值准则，通俗文学表现这种价值准则符合了当时的市民的要求并成了一种定式沿袭下来 。然而，当代中国的剧变是前所未有的 。这种剧变引起的震荡，辐射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也必然引起市民社会的反响，新的社会利益分配原则，使他们觉得，有许多现象再也难以用传统的价值准则来解释，而这种准则恰恰妨碍了他们获得更多的社会利益，从而形成一种不定型的但明显有异于传统的新的市民意识 。通俗文学作品如果再固守传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就意味着远离市民阶层，最终将失去读者 。
再次，作品的艺术表现手段，应兼容传统通俗文学、纯文学和异域文学的各种合理的手法 。通俗文学以吸引读者为主要写作追求，所以在技法上往往表现为一些既吸引读者又最大限度减少阅读障碍的方式的合理运用 。在当代文坛，由于通俗文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它与纯文学已经从两极对立走向二者共容 。改革开放又使大量海外通俗文学作品大量流入大陆，加上读者的文化水准也在不断提高，读者群也呈现出多层次的趋势，这就使通俗文学在争夺读者市场时，丰富自己的艺术手段必然而且可行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品表现出来的艺术手段是否丰富而合理，直接影响到它的可读性和易读性 。
综观王朔小说，其中绝大多数作品恰恰凸现了通俗文学的这些当代品格，它们为通俗文学当代性的确立提供了某些经验和某种范式，很值得作一番深入探讨 。
（二）
王朔在谈到自己的小说时曾经这样对读者说：“你能看出更深的东西你就看，你不能看出更深的东西，起码也让你乐一乐”（王朔：《我的小说》，《人民文学》1989年第3期） 。表面看来，似无深意，带有王朔式的调侃的语气 。可细加体味，此话又别有深意：王朔的作品不仅具有相当的趣味性，而且还寄寓了一定的深刻性 。王朔还说道：“我觉得在这两者（‘更深的东西’与‘乐一乐’）之间并没有鸿沟” （王朔：《我的小说》，《人民文学》1989年第3期） 。王朔小说内容所暗示于我们的，正是这种东西 。
王朔小说中最具争议的是其中一系列的“痞子”式人物，评论界贬褒不一 。
《空中小姐》和《浮出海面》是王朔早期作品的代表作 。里面的男主人公都是从部队复员的军人 。他们原自视为天之骄子，认为他们的前途都是由社会给他们安排的，毋需自己过多操心，他们原以为只要躺在自己的出身背景上睡大觉，似锦的前途就会自动呈现在他们的人生地平线上 。可历史巨变打破了他们的少年梦幻 。从部队回来后，忽然发现自己成了时代的迟到者，同龄人不是上大学，就是成了工作中的骨干 。而他们呢，却被抛出社会的主流轨道，成了生活的“局外人” 。理想之帆被无情地扯破后，他们别无所求，失意颓废渐渐趋向于恨世愤激，以恶的力量来向社会报复 。《空中小姐》中的“我”主要被表现为一个失意者的形象，外在的放达逍遥掩饰不住内在的空虚失落，但“我”的痞性尚未得到充分的暴露 。而《浮出海面》中的主人公石岜就具有十足的顽性和痞性 。在他身上有一种什么都不“吝”，什么都不在简的“痞气” 。“为了挖这个究根，我什么都不吝，就是搭上一切也在所不惜 。”这是石岜的行动宣言 。历史转型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却以一定善的牺牲为代介 。新的历史转机调动了他们的欲望，过去时那些被抑制在庄严神圣的道义批叛之下的欲望得以历史的承认之后，便有可能盲目地向各个方向肆意涌动起来 。因此，石岜的宣言是一定历史背景之下的产物 。可石岜不愿本本分分的按照政策、法律的允诺规程去实现个人的意愿，而以一种背离正常的社会规范逻辑的方式来满足私欲，这就从价值上违背了社会及人的社会、道义准则 。可在“历史”层面上，它又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社会不可能是清一色的凯歌和弦，而是充满杂色的历史万花筒 。石岜式的人物在历史转型期也着实存在 。
因此，王朔的小说能够及时敏感地把握到转型期的社会症候，触及到现实历史中的实际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敏感神经 。所以，当王朔小说一问世，就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说明王朔小说具有一定的先锋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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