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的进化史，一部中国儒家思想的演变史( 二 ) _生活百科

在儒家思想已经成为正统学说的大背景下，班固创作《汉书》无疑会受到时代思想的影响。由于《汉书》和《史记》记录的内容有重叠，对同一个人物的评价便会发生变化。以项羽和陈胜为例，班固把他们降级为普通的人物，不但不为他们单独作传，还把他们合并在一起，定篇目名为《陈胜项籍传》，须知，在古代直呼别人的名字是一种不尊重的行为，班固如此做法，实际上是否认了项羽的正统地位，抹杀了西楚政权的存在。
对于有帝王之实的王莽，班固为之立传时的篇目名曰《王莽传》，并在文末评论说王莽“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这不仅否认了王莽的正统地位，还抹杀了新朝的存在，和对项羽的定位如出一辙。
此外，《史记》中被班固降级的不仅仅只有项羽和陈胜，还有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也有楚王刘交、齐王刘肥、梁王刘武以及汉景帝诸子、汉武帝诸子等西汉宗室，班固把他们统统纳入了传，使其不再具有诸侯的资格，而只有臣子的身份。班固这样处理，无疑对凸显皇帝天下独尊的地位大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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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在《货殖传》中，班固也贬低了商人们对国家经济做出的贡献，认为他们不仅“越法”，还“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入，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皆陷不轨奢僣之恶”，又“伤化败俗”，是“大乱之道” 。
班固的文字体现了“正名”和“轻商”的思想，与司马迁的思想可谓是大相径庭。
自《汉书》以后，儒家学者修史成为传统，他们继承了班固修史的思路，并取消了商人、刺客等社会众多阶层在史书中有专门记载的资格，使正史沦为了历朝帝王的家族和家臣传记。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
《新五代史》，中国最后一部私修正史
唐太宗以前，修史多是个人的行为，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范晔著《后汉书》，陈寿著《三国志》，沈约著《宋书》，萧子显著《南齐书》，魏收著《魏书》等皆是如此。而唐太宗以后，国家大开史局，增置大批修史人员，任命朝中官员监修国史，领其职事，修史于是变成了国家的行为，房玄龄的《晋书》，魏征的《隋书》，刘昫的《旧唐书》，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脱脱的《宋史》、《辽史》和《金史》，宋濂的《元史》，张廷玉的《明史》等皆是如此。
对已经灭亡的朝代来说，史书只具有记录过去的功能，而对于现存的朝代来说，史书则具有借鉴未来的功能。不仅于此，史书在政治上的意义也是不可忽视的，通过修史，现存朝代和在位皇帝的合法性问题也都得到了解决。唐太宗通过修《隋史》展现了隋炀帝的暴政，证实了隋朝必然灭亡的命运，唐朝取代隋朝并不是篡位，而是顺应民心之举。
与此同时，唐太宗通过修《唐高祖实录》证实了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唐高祖起兵是受唐太宗胁迫的，也就是说，晋阳起兵实际上是唐太宗的功劳；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嫉贤妒能，三番五次谋害唐太宗，唐太宗也是迫不得已，才发动玄武门之变的。言而总之，正史中的唐太宗虽然英明神武，但是没有政治野心，他当皇帝都是被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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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然而当我们翻开温大雅所著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时，就会发现唐太宗只是晋阳起兵的辅助者，主导者正是唐高祖，当唐高祖提出起兵的想法时，年轻的李世民惊慌失措，居然哭着说道：“芒砀山泽，是处容人。请同汉祖，以观时变。”或许，这才是没有政治经验，也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李世民才应该具有的表现。李世民并不是天生英明神武的，起兵造反时他也怕失败，在战场上也失败过（第一次浅水原之战），随着战功和威望的增加，他也有野心，当然，这样的形象是不利于唐太宗统治天下的，他修改实录，正是为了抹去自己早年怯弱、能力不足的形象，而向世人展现自己英明神武、举贤任能的一面。
此后的末代皇帝给我们留下了或残暴，或无能的形象，而开国皇帝能给我们留下了英明神武的形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修史，国家通过修史掌握了舆论控制权，使历史为政治服务。于是，正史失去了许多真实性，此实为中国历史的一大憾事，好在私人修史的传统并没有消失，这就弥补了正史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