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谁在王安石实行变法时因与其?王安石变法原文宋史纪事本末 _生活百科

国家统治阶级内部对是否兴建水利、如何兴建水利等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据此，他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范仲淹、郏亶、单谔等都提出了自己的治水主张，王安石亦大力支持兴建水利，然，反对的浪潮声亦此起彼伏。
从范仲淹任苏州知府治理塘浦水利，到王安石支持兴建水利，再到郏亶治理浙西塘浦，再到沈括治理浙西水利，再到苏轼推崇的单谔水论，在这个过程当中，官员内部围绕水利表现出激烈的冲突，党派之争、利益冲突、水利成本等都在左右着双方言论，进而影响宋代水利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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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范仲淹治水及朝廷争论
北宋仁宗年间，范仲淹极为重视苏州水利，他指出苏州产粮丰富，兴建水利，其利甚大。“范文正公曰：苏之一郡，自可岁收数百万石，足为国家粮储，况浙西七郡之广，其为利又不可腾言矣。”然他兴苏州水利这一做法却遭到了朝中很多官员的反对，双方围绕治水展开了激烈争论。
范仲淹主张疏导五河、导太湖之水入海。仁宗景祐年间，范仲淹任苏州知府，恰逢当地水患，他实地调查后发现，苏州大水是因为苏州地处太湖东侧，地势较为低下，而来水较为丰沛，乃天造泽国，众流所聚。然，太湖泄水三江仅存吴淞一江。
吴淞江通江连海沟渎虽多，但多已湮塞，“虽北压杨子江，东抵巨浸，河渠至多，湮塞已久，莫能分其势矣。”因而苏州排水不畅，容易发生水涝，因此，他“亲历海滨，开浚五河，东南入吴江，东北入于海。”
范仲淹为解决苏州水患，还提出了浚河、置闸、修围三者缺一不可的治水方针。他曾言：“修围、浚河、置闸者相为表裹，如鼎以吴立，阙一则不可，三者备矣，水旱岂吴忧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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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关于浚河，他强调，“今疏导者，不惟使东南入于松江，又使西北入于扬子之与海也。”浙西地势低下，常苦于通江沟渎排水不畅，应当定时开导，时常疏浚河道。
其次，范仲淹认为不但要重视疏浚工作，还要设闸。新开河道，一定要置闸，平常放下水闸能预防潮水侵扰，旱季可放下水闸，灌溉农田，涝季可开启闸门，疏导积水。
最后是修围，他指出，修建围田才能抵抗水涝和干旱的侵袭，保证粮食正常的生产活动。范仲淹开泄河水，实质上抓住了苏州治水的要害——患在积水不泄，他提出了“修围、浚河、置闸”三者合一的主张，较为合理地处理了治水和治田、挡潮和排涝、蓄水和泄洪的矛盾。
然而，范仲淹这一利国利民的治水主张却遭到了一些官员的强烈阻挠，双方据此展开争论。当时的谏官不知道苏州患在积水不泄，纷纷上疏指责范仲淹走泄姑苏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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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或曰，江水已高，不纳此流。或曰，日有潮至，水安得流下？或曰沙因潮至，数年复塞。或谓开浚之役，重劳民力。”
面对反对者的阻挠，范仲淹据理力争，说，“江海善下，故得为百谷之王，岂能不下于此？谓‘江水已高，不纳此流’者，非也。彼日之潮，有损有溢，三分其时，损居二焉，乘其损而趋之，势孰可御？谓‘日有潮至，水安得下’者，非也。
开导之河，必设诸闸，常时扃之，沙不能塞，每春理其闸外，工减数倍，亦复何患？谓‘沙因潮至，数年复塞’者，非也。江南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无他望，俾之导逹沟渎，脱百姓于饥殍，佚道使之，虽劳不怨，谓‘开浚之役，重劳民力’者，非也。”
最终，范仲淹力破浮议，亲到海浦，开浚五河，疏导诸邑之水，“使东南入于松江，又使西北入于扬子之与海也。”他着重疏通了茜泾、下张、七鸦、许浦、白茆等高乡东北面出海大埔，然未能实现其整体治理浙西水利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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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反对者阻挠范仲淹治水又有哪些动机？据任仁发所言，“昔范文正公亲开海浦时议沮之，公锐意定见，力排浮议，濯积潦，数年大稔，民受其赐，乃谓终无廿成？为是说者，皆是苟图富户财物，听受富户驱使，而妄为无稽之言也。”可见，这些反对范仲淹治水的“说者”，虽找各种理由如“数年复塞”、“重劳民力”等反对兴建水利，其背后动机不过是受利益驱使罢了。
范仲淹的治水主张遭到政坛反对，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也有很大关系。北宋初年至仁宗朝的治水方针主要着眼于漕运、赋税等眼前利益，不能兼顾长远利益。如大中祥符五年，两浙转运使徐奭设置开江营兵一千二百人，专修吴江塘路，塘路南至嘉兴一百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