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那时候，中国茶商并没有完全坐以待毙，但是传统的小作坊模式生产让中国茶在和印度、斯里兰卡这样已经形成规模化种植的国家种植的茶相竞争时，除了发动价格战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优势可言 。质量没保证，产量也没保证，又频频降价，名贵二字在不断的降价和质量不稳定中，离中国茶越来越远 。加上后来中国又遭受战争之苦，绿茶渐渐陨落 。
解放之后，茶产业重新受到重视，但是那时候实行计划经济，因此茶的种植和销售基本上都是控制在政府手里 。易广大回忆说：“改革开放之前，种多少茶，卖去哪，卖多少钱，都不是市场说了算 。”
种植茶的茶农以家庭为单位，魏月德告诉采访人员：“最初种茶的时候就他一个人在田里劳作，一亩产茶也就几十斤 。”所以，不要说茶产业，单是国内供给都很成问题 。唯独老字号张一元董事长王秀兰的记忆有所不同，因为生意需要，张一元在福建拥有自己的茶园，即使如此，那时候张一元的生意也只能用“还可以”形容 。因为除了老北京人能响亮地叫出张一元的名字，在全中国，知道张一元的人少之又少 。
不要说是张一元，“那个时候，就是连茶最简单的类别，大家都不知道，提到铁观音，很多喝茶的人还会一愣 。”易广大讲道 。
国内市场尚且如此，国际市场就不用去想象了 。
寻找回来的世界
改革开放促成了茶叶市场的再次开放，新的机遇来临 。
易广大和魏月德都是在那时候下海的，离开政府，自己开始经营属于自己的茶企 。那时候下海经营茶的人并不在少数，这些人成为解放后中国市场上第一批民营茶商 。
“刚开始，就是为了吃饱饭，才想干企业 。”魏月德说 。魏荫名茶取名来自第一个发现铁观音的人的名字——魏荫，也是魏月德的祖先 。魏月德告诉采访人员，自己从14岁就学了一手做茶的手艺，因此除了做茶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本着传承老祖先的技艺的想法，也是为了做自己擅长的事，所以才下海做了茶企 。
易广大的“广大茶业”也是取自自己的名字，做茶也是因为家里世代是茶农，而且本身自己对茶有一种割舍不掉的喜爱情结 。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出那时候下海的人们的单纯想法 。
和张一元、吴裕泰这样的老字号不同，和中茶股份有限公司这样的国有企业也不同，易广大和魏月德都是最前线的茶商，自己亲手打理茶园，然后完成中间的加工，以及最后的销售 。
而张一元、中茶等企业，都是处于二线的企业，从茶商手里买茶，自己加工，然后销售 。但是，在中国市场上，如今有7万多家茶企，处于一线的茶企占到70%的份额 。这种规模，形成了中国茶产业小、散、乱的特点 。
小：以一家一户为单位
晚清海关副税务司班思德曾指出，中国茶“均由小农自由种植，生产数量漫无节制、殊欠组织，栽培方法墨守成规、鲜知改良……趋于没落，乃势所必然也 。相比之下，印度在欧洲商人的控制下，采用大农场集中经营，各道工序均经过科学测验，产量和品质都极为可控 。”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小农自由种植的趋势，直到今天，中国也没有显著的改善 。
安溪是中国最大的铁观音产地，生产的铁观音占全国茶产量的30%，这里有茶企560多家，茶叶合作社240余家 。但是真正成规模的企业却很少 。
在安溪茶交易市场，我们看见，大厅内人声鼎沸，摊位上挤满了来自安溪各乡村的茶农，他们或站或坐，挽开口的麻袋中，盛放着品类各异、成色不等的茶叶 。而且卖茶的时候，他们会递给买茶人一张名片，上面标注着某某茶公司的名字 。
据安溪县政府介绍，在这个有1500间商铺、两个交易大厅、1600个交易摊位的茶市场，每个茶农只要交两块钱，就可以在这里待上一天，交易成功只需缴纳每斤一毛钱的交易税 。摊位上的茶农告诉采访人员，他们每年从茶叶中获得35万元收益，“现在茶叶好卖，不愁卖不出去 。”
而对于较有财力的茶农来说，他们就自己购买制茶设备，经营一个小型作坊，每年所得就会翻好几倍，如今这种小型作坊在安溪很流行，所以对规模发展之类的，这些茶商们并不是很在意 。
同样，杭州梅家坞 。这里有整片整片的茶林，都是属于茶农所有，这些茶农家里都有小型的作坊，自己的作坊做自己的茶叶，去买茶的游客发现，在这里买茶，茶的品质如何，全靠自己品 。
采访人员在采访中获悉，这里的茶农不用缴税，30亩地可产600多斤茶叶，一家农户一年可净赚60多万元 。也许是因为茶叶经济不能为这里财政增收，因此政府对规模化的热情并不高，所以一直以来，都保持着农户自由经营的发展态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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